所谓“知识分子”，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群中以具备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还有着“社会良心承担者”之类的头衔，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虽然是以知识思想等为其属性界定之基础，但是“知识分子”理论上讲却是应该以坚守与弘扬这些知识和思想为使命的。所以“知识分子”从身份上看是超越了“具备知识”这一基本属性的，他们还肩负着社会批判的基本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界定与期许透露着明确的精英主义观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选民意识，这种观念的不加限制、不加论证的随意滥觞也许便是现代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原动力之一吧？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倾向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更高的要求，并转而根据这更高的要求对知识分子做高于其基本属性的界定，自由主义思想家海耶克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就比较保守，海耶克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看了这样低调的界定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心里恐怕会不很舒服，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难以承担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要求，而和海耶克界定的知识分子颇相吻合。
其实知识分子也和其他领域行业一样，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成为社会良心的承载者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一些承载社会良心的人物，并且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都给人一种他们与社会良心的距离更近一些的印象，而且他们的作为也的确比其他领域更便于直接参与到社会良心中。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这些因素得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之类的结论。
事实是，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成为社会乃至现行制度的批判者。即便在西方，真正承担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多见。我们看看洛奇笔下的知识分子，看看《小世界》中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是被誉为社会良心承担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没能胜任社会批判的职责与使命，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让那个社会更加地值得批判。但是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实在不愿意主动从这个体面的位置上走下来，因此“社会良心”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要求便在各种附会与诠释中变成了一种界定。一种要求变成一种界定，并不意味着这种要求已被相对充分地满足，更多的时候它只能说明这种要求的妥协，只能说明这种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被不自觉地强暴或自觉地出卖乃至贩卖成一个徒有其表的符号。从价值取向上把一个要求变成一个廉价的装饰，把一个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变成一个洋洋得意的标榜，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就这样给自己营造了惬意温暖的角色环境。
人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的渊源追溯与根源追问从来没有放弃过，迄今为止形成了两类主要说法。有一派说法认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中世纪宫廷的俳优——即宫廷弄臣，遗憾的是这一派说法虽然很有些道理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实在是伤害了精英主义者高人一等的感受，因此至少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一般习惯于把中世纪教会僧侣看成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并把中世纪教会僧侣秉承的彼岸信仰看作近代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心理支撑。虽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僧侣说，但是那种选民意识和牧羊人观念很迎合精英主义者的胃口，因此这一派说法在中国倒是很有些影响。（朱学勤先生甚至进而认为缺乏彼岸关注是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关于朱先生的观点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可是，不管我们不习惯什么说法，或者更倾向什么说法，毕竟，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产物，究其根本，实在和任何中世纪乃至之前的内容（僧侣和俳优）没有丝毫内在的必然联系，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实则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关于启蒙运动的精神，较启蒙运动稍后的康德的概括也许是最贴切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的这一段话已经把启蒙的必要性，启蒙的任务与宗旨，以及启蒙的主张都概括的相当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后的一个超越性的理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与呵护的信仰，是滥竽充数的知识分子装点与粉饰自己的招牌，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指归。
毋庸置疑，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有别于运用神启智慧的信仰，因此近代知识分子和中世纪的僧侣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似乎和基督教的拯救意识有一定的关联。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着希腊哲学与希伯莱神学两个传统，两种传统在碰撞与整合中虽然互有高下，但是彼此的渗透与影响却是从没有间断过。如果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希伯来传统对希腊传统的兼容，那么近代启蒙运动则可以说是希腊传统对希伯来传统的扬弃。由于基督教拯救意识的干预，近代启蒙主义超越了古希腊传统意义的冥想静观的理性，从解释世界走向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转向的直观表述，而作为精神寓言的浮士德正是这种近代精神的直观再现。
这种改造世界的勃勃雄心可以概括为中世纪基督教拯救意识在古典理性主义的整合下由彼岸走向此岸的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古典静观理性在基督教拯救意识的整合下的世俗化过程。启蒙主义的理性已经不再直接观照诸如世界本原、神启智慧等超现实的内容，而是把理性关注落实到具体的事务中，落实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智慧”已经不完全局限于在世界本原、神启智慧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在日常事务中运用自己的理性。正是启蒙运动的这种现世立场与世俗化倾向，导出了真正近代意义的社会批判与政治监督等理性职能。一些近代真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的。而大多数近代平庸的知识分子也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将“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这样的堂皇称号扣在自己头上的。
上面我们可见近代启蒙理性与古典理性乃至于神启智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下面我们再看看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近代知识分子有别于僧侣和古代智者，他们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部门，专门研究某一类问题的人群，他们是一个散处在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部门的松散群体，他们不是以阶级利益划分的，而是以知识和思想为自身规定性的，他们不构成一个实际的利益阶级，但却构成一个实际的势力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不能对知识和思想形成公然的垄断，但是从舆论上讲却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因此即便在西方，我们通常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精英也大致是同一个含义。
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现今的一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喜欢从渊源上把自己归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说成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难以承担社会良心，但是却念念不忘自己“优于别人”的社会良心承担者的名分。但是无论从文化背景与传统上，还是从政治经济条件与环境中，中国现今的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和西方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方启蒙运动下的理性精神都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其实根本不存在俄国所谓的“知识阶级”。
诚然，如果从海耶克的比较低调的定义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的，但是从真正的近代精神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因此有些知识分子转而开始把责任推到传统的身上，比如朱学勤先生就曾把这样的现状归结为中国文化没有终极关怀，并把这一特征说成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这种推诿的确可以让人们颇为心安理得地面对现实，并且从心理上抑制传统对一个文化个体的压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推诿总是离事实有些距离。在此我想就朱学勤先生的这种说法简单说几句。
首先，我想强调一点，终极关怀并不能构成社会批判的基本前提，因此也不能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社会批判意识的理由。在有着深厚终极关怀传统的西方，真正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是凤毛麟角。德国人向来是不缺乏终极关怀的，德国的费希特也是最早鼓吹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心的人物之一，可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制度不允许的情况下，在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批评的权利的时候，又都干了些什么呢？只要略做这种浅显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的终极关怀云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必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