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政治上的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朱特选取了3位“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的代表人物：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
朱特选取的这3人，至少具有两重特殊性。首先他们都是“局外人”。在欧洲弥漫的“反犹”气息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布鲁姆和阿隆必须面对犹太人身份的“时代病症”，布鲁姆就曾被莱昂・都德先后骂成“犹太猴子”和“无以名状的阴阳人”。加缪没有身份“障碍”，但他的“阿尔及利亚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意味，加缪缺少一块进入“法国知识界领导级人物”阵营的敲门砖。
其次，“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与时代知识分子普遍选择左派或右派的靠边站不同，3人均从自己的知识理性出发，既未屈从于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对苏共保持高度警惕。这样的中间态度并非“骑墙术”，在那个非此即彼的年代，因为坚持对两种极端思维进行批判，所以他们极易遭致左右两派夹攻。布鲁姆甚至还被“维希政府”逮捕监禁长达5年。
这3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愿因为迷信信仰而泯灭知识分子的独立良知。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他们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努力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正因如此，朱特认为布鲁姆至少不能算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其第一身份更像是知识分子。这一点，布鲁姆早在《论婚姻》中有过伏笔，“人生不可能同时手握一切可得的利益，或许道德仅仅在于有勇气去选择”。为了保持独有的理性，不致出现道德迷失，加缪在接受《明天》访谈时也表明过自己的态度，“作家不能无视其时代，但是也必须保持或回收一定距离，如果他们想恪守本真的话”。置身政治生活中的阿隆则给自己立下座右铭，“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为了保持道德上的清醒，3人努力“回收距离”，以便超脱现实。
朱特之所以刻意挑选这么3位知识分子，其意显然不仅仅在于突出他们的思想理论造诣，更在于借此反窥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责任。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历史虽会经历曲折，但不致因此而完全迷失方向，这也是朱特笔下3位法国知识分子留给今天的镜鉴价值。
越是困难，越能彰显出知识分子所背负责任的伟大意义。在朱特的笔下，责任分野为知识意义上的判断责任和道义责任。前者基于学识认知，后者则上升为道义。二者相辅相成：仅有认知而没有道德，或者慑于形势或者诱于利益，学识依旧可能成为权势豢养的“吹鼓手”;仅有道德而无学识，道德亦会在无知中陷入迷茫，同样可能被权势利用。
当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本质虽然一致，但因为时势不同，其外在表现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说20世纪初法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道德问题更加尖锐，责任更加沉重，那么在思想交锋不致过于激烈极端的和平年代，其道德责任的彰显未必像本书中抒写的3人那样突出，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命题：时下知识分子的道德律是什么，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