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山东大学学生蓝翎、李希凡写的《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批评的是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六天后，也就是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毛泽东说：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①
紧接着，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场运动从1954年10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55年。而最能体现这场运动成果的，无疑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
对这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据唐德刚回忆，远在美国的胡适是一篇篇都看过的。看过之后，胡适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唐德刚说：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②
这里，胡适对这些批判文章一语带过。其实，1954年，面对最高当局号召展开的“批判胡适运动”，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不尽相同的选择，而胡适的反应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体而言，这些抉择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
第一种是紧跟形势，积极批判的知识分子类型，以郭沫若、艾思奇、李达、王若水、胡绳等左翼知识分子为代表。这类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就积极主动写文章来批判胡适。
这里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郭沫若与王若水。“批胡运动”一开始，两人分别写了不少批判胡适的文字。
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郭沫若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的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③
曾琦、刘东岩两先生来谈。曾君见郭沫若的《斯大林万岁》诗，因说，“郭沫若是无行文人，他从前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我已推荐他了，但李石岑等人不赞成。后来我介绍他与宗白华通信，沫若有一封信上说：慕韩（曾名）与太玄，望之如天上人。我乃堕与污泥之中而不能自拔。……”此信见《三叶集》。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④
无独有偶，跟郭沫若类似的还有王若水。“批胡运动”一开始，王若水就写了《五四运动中的胡适与杜威》《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两篇文章。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中，王若水写道：
在今天，胡适的政治思想已随着旧中国的死亡而彻底破产了。但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却还影响着学术界。他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⑤
《星岛日报》说，这是“中共再度清算胡适”，大概不错。十一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上王若水文中最后一段说：“胡适……的‘学术思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却还影响着学术界。他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我读了毛骨悚然！这几个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⑥
二
第二种类型则是被迫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胡适的好友与学生，以前与胡适的关系多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类型。这类知识分子以顾颉刚、杨振声、贺麟、金岳霖、冯沅君陆侃如夫妇、周一良、罗尔纲等为代表。
此时的他们，在国家已经吞并社会的情形下，已失去了自由谋生的权利，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情形下，他们的批判文章更多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文章往往在批判胡适之余，联系自己，历数自己受到的胡适思想毒害，批判自己没有认清胡适的反动“面目”。贺麟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顾颉刚的《从我自己看胡适》、周一良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罗尔纲的《两个人生》、吴景超的《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陆侃如的《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中国学术界里残有的毒素》等都是典型代表。
这些人发表在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是一回事，而内心深处对胡适的看法则是另一回事。从其私底下的谈话中似乎可以一窥端倪。而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中就透露出许多类似的信息。
例如章廷谦和王瑶。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汤用彤）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⑦章廷谦还对王瑶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瑶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⑧
又如胡适的好友金岳霖。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⑨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人写的批判胡适的文字与其内心深处的胡适形象并不符合。
对于这一类的知识分子，胡适充分理解并同情，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写这些文章，是因为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
晚年胡适在接受台湾记者曾虚白采访时说： 大陆上有些文人，有些学者发表文字骂我，清算我的思想，这都是大陆上没有不说话自由的铁证。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这些可怜的朋友，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也不怪他们。我不但不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什么呢？我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13
三
第三种类型则是保持沉默型。钱钟书、周作人、吴晗、千家驹、陈衡哲夫妇、曹诚英等可为代表。
这一时期，面对新时代的转换，许多知识分子都显得无所适从，是紧跟时代步伐呢，还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呢？这是考验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面对这一难题，钱钟书私下用英文跟杨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选择，他说：
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14
“如果我们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至少我们可以沉默。”钱钟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大陆如火如荼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钱钟书的文字。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钟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15
与钱钟书同样保持沉默的还有周作人。对胡适，周作人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只是不想跟风投机而已。在晚年写给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表示了自己对胡适的看法：
“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16
其实，晚年的胡适，对周作人也很有好感，他曾专门收集周作人的书，对周作人校对文稿的细心谨慎也很赞赏。
钱钟书、周作人之外，吴晗与千家驹在批判胡适的时候，也保持了沉默。在写给唐德刚的信中，千家驹回忆说：
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判。如果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17
据谢泳《谁没有批判过胡适》一文考证，胡适的得意门生吴晗也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吴晗，在新政权中已官至高位，而千家驹在当时也是左派干将，他们当时面临的压力相对小一些。不过，到了“文革”时期，当胡适留存在大陆的资料被翻出来之后，尤其是吴晗跟他的通信被红卫兵查抄出来之后，吴晗也就大难临头了。
在批判胡适运动中，与胡适走得很近的两位女性的沉默尤其显得耐人寻味。她们两人就是陈衡哲与曹诚英。
1949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夫妇留在了大陆。他们都是胡适非常好的朋友。面对大陆如火如荼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两人似乎都保持了沉默。在数百万字的“批胡”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两人的只言片语。
不仅如此，就在举国批判胡适的时刻，陈衡哲还通过留在美国的女儿，保持着与胡适的秘密联系。据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回忆：
等到四九年两人（胡适与陈衡哲）分手之后，我们家里为了避免触犯时讳，便有个暗语，用“赫贞江上的老伯”来称呼胡适。家父去世后，家母即写信给我，要我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我遵嘱写信给胡伯伯，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很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可见他们那一代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的。18
隐语“赫贞江上的老伯”的背后，体现的是陈衡哲与胡适的友情（甚至是爱情）。
不仅陈衡哲如此，胡适的恋人曹诚英也是如此。曹诚英曾经与胡适山盟海誓，胡适也曾答应娶她，但是，当胡适跟江冬秀提出离婚的时候，江冬秀大吵大闹的行为最终让胡适退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适对曹诚英是有所亏欠的。
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也可以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可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20
日记中的“娟”就是曹诚英。通过这则日记可以看出，正是在曹诚英的催促下，胡适才写成了《米桑》这首诗，也才有了胡适用“米桑”来代指曹诚英的事情。可以说，这首诗是两人爱情的见证。
1949年胡适在上海见到了曹诚英，两人有过什么样子的交流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曹诚英并没有因胡适的辜负而由爱生恨，她依然对胡适一往情深。
四
最后一种类型则是“坚决反对批判胡适型”。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陈寅恪与容庚是典型的代表。据谢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问题》一文披露，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
在思想层面上，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与陈寅恪、容庚等人并不相同，但是当举国上下都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陈寅恪与容庚却坚守着自己的道德信念。
1949年之前，容庚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写过非常犀利的批评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是学术分歧，学术的辩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情。到了1950年代，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容庚却公开表示反对。从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容庚的个性。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当时蒋介石有意选择顾孟余为新院长。但“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学者则本着学术独立的原则，打算把票投给胡适，陈寅恪就是胡适的坚定支持者。后来，陈寅恪因为眼疾，奔赴英美治病，胡适也曾为此积极奔走。1946年4月16日，在知晓陈寅恪的眼疾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胡适还为陈寅恪汇了一千美金，以帮助他渡过难关。
1948年年底北平被围的时候，两人又同乘飞机飞往南京。后来陈寅恪选择定居广州，而胡适则离开大陆奔赴美国。对胡适的抉择，根据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一书披露，陈寅恪也曾写诗感慨。此诗就是1950年的《庚寅人日》一诗。诗中写道：
岭梅人日已无花，独对空枝感岁华。
黄鹞鲁连羞有国，白头摩诘尚馀家。
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
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
按照胡文辉对此诗的解读，“黄鹞鲁连羞有国”中“黄鹞鲁连”指的就是胡适，“胡适宁可流亡海外，也不愿屈身当代之秦制下”。而“白头摩诘尚馀家”一句，则是陈寅恪用唐代诗人王维的典故，暗指“自己因为家累之故，不能远走高飞”22。
通过此诗可以看出，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胡适去美表示谴责时，陈寅恪对胡适的选择则充满了“同情之了解”。与此同时，跟胡适一样，陈寅恪也一直坚持着“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准则，对那些趋势善变的知识分子，一直深恶痛绝。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底色，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批判胡适的时候，陈寅恪等人不仅坚决不批，还要为胡适辩护。
可惜，陈寅恪、容庚等人的态度，晚年的胡适并没有看到。“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献，除了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他全看过之外，他所看的资料，多集中于《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这从他在日记中所粘贴的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而陈寅恪、容庚等人在“胡适思想批判”中的态度，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的迷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大胆的假设”：倘使胡适看到陈寅恪、容庚为他辩护的史料，他又会怎么想呢？■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5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②唐德刚：《胡适杂忆》，24-25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③⑤《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
4、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17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8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 《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11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20 《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99页，台北：经联出版公司2005年版。
22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495-4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