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自然 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勒在讨论 法律 的道德性 问题 时提出了一时值得注意的范畴，即向往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向往的道德是我们应当追求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向往的道德的标准。换用通俗的伦 理学 术语，福勒所说的“向往的道德”就是“道德理想”，“义务的道德”就是“道德义务”。
对于一个 社会 职业而言，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的行为应当符合社会公众的期望。与此相适应，一套职业的行为标准实际上渊源于公众对其义务道德的合理预期，而不是任何出于减少风险或者保护其自身利益的行业考虑。同时，应当注意到，由于行业的特点以及社会作用的差异，每一社会职业的义务道德是有所区别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些职业，它们或者提供具有公共性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其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 影响 。它们所承担的义务道德虽然也可以与社会常识相容，但其层次往往较其他职业高。注册 会计 师行业就当属其列。
注册会计师是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所派生出来的公共代理性质的职业。它使公众可以利用注册会计师的技能和知识来参与 经济 活动，从而使他们从事经济决策活动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毫无疑问，注册会计师职业也是基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社会分工的必要而产生，它可弥补社会公众精力、知识的不足，拓展其活动空间，提高其办事效率，并且极大地降低其交易成本。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职业，注册会计师与信息使用人的利益高度相关。公众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来源于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查验后才披露的财务信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公众对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社会期望较高的现象。可以说，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性质以及职业意义自然决定了其职业义务道德的较高水准，它并不是直接渊源于社会期望的压力。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来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因此，我们如果要对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进行客观的描述，首先有必要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义务道德加以界定。
为什么公众期待注册会计师发挥的作用（即义务道德）是“独立、客观、公正地执行审计业务”，而在一系列的国内外审计诉讼案例中，人们却仅仅关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对公众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因为，如果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报告与真实状况不相符合，公众投资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不论导致注册会计师报告失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公众投资人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并不关注，也没有能力来关注注册会计师审计、查验的过程，只能被动地接受注册会计师提供的结论。
令会计职业界深感不安的是，法官的观点几乎总是倾向于对受到伤害的公众投资者进行救济和补偿，各国公司法、证券法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股东及其大众投资人的利益。法院认为，出具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审计报告本身就意味着与注册会计师的义务道德和公众期望发生了背离，法律有责任禁止这种行为的产生。同时，法院也应适当关注某些可以为人所理解或接受的情况，为注册会计师提供一种理性的公平 发展 环境并适当保护其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坚决认为：在审计诉讼中，注册会计师所举列的必要而合理的证据是其得以免除法律责任的基础，而对于这些证据的有效性的认定权力只能归属于法院。
另外，对于是非的裁定，法院可以在其认为必要时求助于原则，而并不拘泥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字面意义。
脆弱的“保护伞”独立审计准则
受到指责的注册会计师往往会以自己“严格遵守审计准则”为由进行辩解，而会计职业界也强烈要求法院在审理有关审计诉讼时认真考虑独立审计准则的影响。毫无疑问，注册会计师可用于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唯一现实的法律依据就只有独立审计准则。
独立审计准则在使注册会计师解脱法律责任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成功地证明自己已经“严格遵守了审计准则”的注册会计师仍然极有可能被法院裁定有罪。
问题出在何处？
首先，法院冷漠地意识到“严格遵守了审计准则”这一表述的空洞性。由于不具备任何道德上的含义，它并不足以成为免除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有效根据。法院清楚，对于审计准则的遵守实际上包括了两重含义，即“程序性的遵守”和“实质性的遵守”两个层次。
相对而言，法院在考虑独立审计准则的影响时往往考虑的是注册会计师是否对于审计准则尽到了“实质性的遵守”的责任。在法院看来，“实质性的遵守”直接反映的是注册会计师职业存在的意义及其义务道德的要求。如果法院通过对相关证据的 分析 认为，注册会计师在其执业过程中背离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合理标准，从而造成其审计报告与真实情况不符，那么，注册会计师不但没有做到对审计准则的实质遵守，而且其“程序性遵守”的申辩更是直接意味着对于法律的公然蔑视以及对其职业义务道德的恶意践踏。
从技术上来说，对于审计准则的“实质性遵守”是指：注册会计师不仅需要严格遵循审计准则的技术要求，而且在执业活动中应当时刻保持独立的精神状态和职业尊严。对于任何有可能存在错弊的事项不得以成本理由减少或放弃必要的审计程序，在审计工作的任何阶段不得以成本效益原则为由人为地降低审计质量，如果注册会计师已经意识到该行为可能将损害公众的利益。
法院可能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者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某些自利性利益要求，倘若主要以审计准则为法律依据来评价注册会计师的责任，那么公众的利益就处于难以保障的境地。这对于法院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事实上，会计界在审计诉讼中常常以审计准则的条文据理力争，这也不是一种最佳的策略。如果注册会计师、法院和公众都逐渐倾向于把审计准则视为保护注册会计师职业自身的手段，那么审计准则甚至注册会计师存在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其基础。因为，任何仅从逃避惩罚的目的出发管理自己行为的人或集团都没有多大的价值，每个有价值的社会都为它的成员设定高于法律的标准。
会计职业界应当意识到，独立审计准则可能是一把注册会计师的保护伞，但它相当脆弱。任何试图以它保护注册会计师利益的努力都应该谨慎行事。
争论的焦点审计固有风险与成本效益原则
法律 界与 会计 界的分歧与争论的焦点在于审计固有风险及成本效益原则 问题 。会计界认为，注册会计师执行 社会 审计业务受到成本效益问题的制约。由于审计收费水平的限制，注册会计师出于自身未来 发展 的考虑，不得不以抽样审计 方法 取代详细审计。抽样审计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审计人员不可能保证通过它可以发现被审计单位的所有错弊情况。因此，在 现代 环境下，社会审计的风险是固有存在，无法消除的。
但在法律界眼中，注册会计师作为社会鉴证中介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职业义务道德的履行状况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双方分歧的实质在于：对于注册会计师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判断，会计界倾向于对审计工作的技术程序进行认定，而法律界则强调对其工作结果加以 分析 并相应地推断注册会计师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处的精神状态和动机。
在法律界看来，审计固有风险以及成本效益原则的 理论 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注册会计师为其行为辩解的理由是荒谬的。首先，审计固有风险的唯一来源即是注册会计师的成本考虑，它并不是不能消除的。实际 影响 审计工作质量的“固有风险”并不在于被审计单位的客观情况，而是来自注册会计师的主观判断。对于适当增加必要的审计程序就可以直接减少的“固有风险”，法律不予将其认定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因素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其次，按照会计界的观点，注册会计师对于被审验的会计报表只有“治理的保证责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保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中没有任何错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存在看错误。如果法律对这一观点加以认可，那就相当于承认，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存在错误（尽管可能不是在“所有重大方面”）。这样，社会公众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而且，他们有权疑问：我们还需要注册会计师职业来做什么？再次，倘若在法律上确认成本效益原则的有效性，那就暗示着，一种以自利动机为指导的行为有时候是可以与职业的社会责任和义条道德相背离，并且可以使它们遭受损失的。如果其他职业也群起效尤，整个社会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我们无法再从道德和法律上对它们加以批评和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