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个转型，伴随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以及网络媒介的崛起，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在本文的考察视野内，还牵涉到知识传播和文化模式的迁移等问题。本文将把知识分子还原到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追踪1990年代以来文化传播衍变的轨迹，辨析知识分子与媒体结缘所展现的文化症候，并分析知识分子如何在与媒介的互动中实现了自身转型，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精英“祛魅”与知识分子焦虑
“知识分子”的概念，人们习惯于从中国士人传统追溯其血缘谱系，但从现代意义来看，或者从科塞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即“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①来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则是在五四以后才得以成型。尽管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场景的转换过程中，知识分子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成为被改造、受打压的对象，甚至一度斯文扫地，与“臭老九”画上等号，根本无法实现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但1980年代以后，由于历史语境的转换，“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再次承续了自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曾担当的“启蒙”角色，他们“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竟的启蒙事业”②。可以说，正是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以“新启蒙”者的身份镀亮了自家的底色。
但历史的转换是如此迅疾仓促。1990年代，由于政治语境的更迭以及商品消费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施展身手的文化空间遭到挤压，以往那种为一本书、一出戏、一个文化事件而“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日渐淡出，知识分子阵营也随之急遽离散，出现了像鲁迅当年描述的“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③的群体性分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两种集体性动向：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知识分子的传媒化。一方面，就像雅各比描述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④知识分子退守象牙塔，成为与社会隔绝的群体――“学院派”，他们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从事学术活动，与社会的联系少了，专业性的知识法则也只限于圈内流传，乏人问津。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学院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自我去势的过程。因其学院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行将终结”⑤。
另一方面，伴随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传媒化”已初见端倪。这些被张颐武称之为“后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和据守经典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崛起于文化边缘处，不再安于传统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的宿命，成了职业“新闻人”和大众媒体的掌握者。他们呼应了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潮流，善于洞察并引导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根据“俗人的标准”把握大众生活的当下状态，提供适合观赏的文化产品。正是由于这股力量在媒体中的安营扎寨，其他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了伸展拳脚的空间，由此，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广泛合作，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线。毫无疑问，传播和消费对当代“文化场”的强势介入，加速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使布尔迪厄命名的“电视知识分子”以及后来被泛称的“媒体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把象牙塔内的精英文化注入电视、报纸，以致教授成为CCTV“百家讲坛”核心竞争力（“红人”），一方面纠正了专业知识分子的封闭状态，扩大了言说的公共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将顺应媒体法则，走进商业市场和消费逻辑。显见的是，知识分子介入媒体，以“上镜率”和“收视率”（后来则是“点击率”）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无疑改变了自身的价值认同，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原有秩序，也改写了学术的游戏规则。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传媒化还失去了他们对文化生产主导权的控制，改变了知识生产的“精英”状态，“过去知识是知识，传播是传播，现在传播也是生产，生产也是传播。传播是双向互动，现在再大的精英也愿意跟草根掺和到一块。过去是诸葛亮式的知识生产，现在变成臭皮匠式的”⑥。知识分子在媒体上放下身段，取悦大众，对经典的“通俗解读”培植出一种浅薄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具有持久的价值，不仅助长了对真理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还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势利’，不加批判地批评各种过去所珍视和培养的文化”⑦。其结果是，它既贬低了文化经典的文本价值，又贬低了借以构建自身的内在价值，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贬值。
如果说1990年代知识分子涉足传媒，还只是失去了对于“文化”的控制权，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危机。网络的崛起和发展，是与草根大众的迅速扩大地盘相伴随的。网络中不断高涨、弥漫的“民粹主义”，不仅冲击了正统的“权威”意识形态，也加速了精英知识界地位的衰落。“如果说90年代初、中期人们还习惯于以官方―精英―大众的‘三分天下’或‘三足鼎立’来描述中国的文化格局，那么在今天，‘三足’或许依然，‘鼎立’却已不再。大众消费/娱乐文化一头独大，占据了文化底盘的大半壁江山。”⑧网络是最自由、最易获得的媒介，它打破了过去传播机构和精英分子对媒介的把关和垄断，对原有的精英化文学和文化体制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文化的大门几乎向所有人敞开，教授、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甚至在媒体的丑闻“曝光”和网络的隐私“暴晒”下，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早已失去了光环效应。“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祛魅’效果，就是作家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的去精英化。‘作家’和‘文人’这个身份符号正像解放前的金圆券一样遭遇着通胀和贬值。”⑨于是文学被“祛魅”了，作家、教授也被“祛魅”了，如此，在少数精英作家、教授“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知识分子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贬值危机，客观上也造成了他们难以自抑的身份焦虑。一方面，那些安于栖身学院“围墙”的知识分子，虽有学者、教授“符号”的庇护，仍试图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超越的理想，但学院体制已不再是过去的“自由、清净之地”，且更隐藏着商品经济的侵蚀、专业评议的摧残、知识成果转化等事务性纠集和烦累。另一方面，那些成为学术明星型的“电视知识分子”，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人，虽然可以名噪一时，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但由于受制于传媒的逻辑框架，而不免丧失了知识生产的品质和水准，以致被讥之为“电视红人”，或被套上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知道分子”⑩。至于1990年代末以来，网络写作兴起，一些学者涉足论坛性的“学术园地”，纷纷“开博”与新媒介挂钩，但这种耗时费力的写作尽管能引来众多“灌水”“拍砖”，受人追捧，却并不被学术体制承认，更不免有“媚俗”的嫌疑。不妨说，当代知识分子就面临着学院内外多种“场”的诱惑和夹击，更面临着各种选择的尴尬，而由于价值标准、文化机制的改变引发的知识分子身份焦虑，以及试图进行身份转化所展开的“曲折的突围”，则仍是摆在“祛魅”后的知识分子的一道难题。
走出“象牙塔”与汇入网络“民间”
19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重新发现“民间”。由于社会情境的巨大变迁，“民间”问题像现代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再次浮出，人们开始还原它以本真的内涵――“民间”又成了历代文人知识分子在《诗经》、竹枝词和冯梦龙采集的歌谣中发现的那个民间，一个与“庙堂”“广场”相对立的被诗意化的民间，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民粹主义”）的精神世界、与西方市民社会有着“家族相似”性的特殊概念，成了个性与自由的载体，本源和理想的象征。11
更深层地看，“民间”在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地位的日益彰显，表明了崛起的大众对精英文化“不满”情绪的蔓延。值得反思的是，过去，那些涉及底层的写作，都是以精英的视角呈现的，意在对底层百姓进行启蒙、感化和改造，如此，“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与底层的关系因此而一直高度紧张，精英们虽然一直满怀启蒙的激情，但同时也一直因关系紧张而严重焦虑”12。从“新文化”诞生之日起，赋予“救赎”“教化”和“改造”理想的精英写作其实一直就存在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生活的严重缺陷，当然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民众和底层的认可和配合。精英群体对民间社会的陌生和漠视，使两种文化性质的判别格外分明，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鲜明区隔，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与民间百姓相互处于对立、误读状态的文化表征。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看起来不同，但实质上却一直互为镜像。饶有意味的是，“民间”“精英”两个文化体系之间，虽趣味迥异，却时常发生转换，职业文人和知识分子也经常从通俗文化中吸取活力，甚至可以抛弃自身的“高雅”体系，甘愿成为民间文化的代言人。其中原因，可以从精英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得到解释：民间的意义，在于它一直纠正着由于精英创造的“典范”而导致文化创造的千篇一律的状态，启示“大师们”还有另一种虽不以主流的方式存在，却是文学艺术根本的“自然法则”。“民间”之于中国文化的功能，便在于它的“纠偏性”，它以“自在”的方式，呼吁冗繁的文化创造回归自然本质。所以，综观现代以及古代历史上的精英之于民间采取的态度，“两个美学体系之争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底层、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他们置身的社会性质。在哪一个层面给予理论描述，往往意味了在何种历史图景上构思文学、底层与知识分子的联系”13。如果从精英的姿态、文化身份转换的历史视野考察，便能把握住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重新发现民间、趋近大众底层的文化整体走向。
阿帕杜莱认为，传媒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同时，它还具有安排社会关系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传媒的商业性、“收视率原则”，隐性地培育出一种遵从大众趣味的价值取向。如此，在整个社会上，带有民间性的大众意识似乎凸显了，而精英主义的姿态一再降低。以刘心武上《百家讲坛》做节目为例，他力避以“作家”的职业身份品鉴“红楼”，相反却始终强调自己的“民间”身份，高调定位“‘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必须逐渐成为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14。强调“红学”研究的“民间性”，隐匿自身身份的“职业性”，顺应了“红学在民间”的历史场景转换，似乎大有与以往“红学”研究者标榜“专业”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态。其实，刘心武的“民间身份”是大可怀疑的，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摆脱不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话语方式，其自贴的标签只不过是为其迎合大众提供了一个“说辞”而已。
知识分子接近“民间”，自身却面临着体制内外的各种困扰。其悖论在于，知识分子介入媒体，走出象牙塔为百姓服务，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知识分子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也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大众立场，而是受媒体决定的隐蔽的市场逻辑。正如布尔迪厄分析的，媒体制造的“公共性”极容易转化为媒体的专制，因而也就剥夺了知识分子“为公众服务”的主体诉求，“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15。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媒体化，其实并不必然切近民间大众，相反由于媒体的显性或隐性的制度操作（如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等因素的植入），反而远离了真实的民间，《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明星在现实中遭遇的各种指责，生动印证了知识分子上电视“四面不讨好”的窘态。
毋庸说，知识分子介入网络写作，在这一诗意盎然的“地图”背后，也隐藏着自己的功利性。当网络成为万众聚集的民间广场，与此同时，它其实也就成了个人营销活动的最佳平台。不妨打个比方，如果说以前知识精英们的品牌价值靠守候在家门前的摄影师的数量来衡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仰仗的则是网上的追随者和人们在搜索引擎中查找其姓名的次数。以当下而言，一些最知名的网络知识分子，如余秋雨、易中天、郭敬明等，他们甚至已不单纯依赖自己的写作，而是组建个人博客圈、粉丝团，以扩大知名度，保持当下的活跃当红程度。鉴于这种情形，Interbrand品牌公司主管萨洛・布鲁霍通过长期观察网络社交网站后认为：“名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品牌，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他们无需到政府部门注册，也不承担社会或金钱上的义务。”19新一代的作家作品出版，出版社和出版公司所必需的营销方式就是网上工具的使用，网络在作家商业化道路上，成为推波助澜的一大推手。
知识分子从专业体制的院墙走出，涉足大众化的网络，显然也面临来自内心和外界的价值追问。尽管多年以来，对于学者、作家与传媒结缘，向大众靠拢，传统的社会偏见已经在不断地沟通与对话过程中逐渐减弱，甚至在一些学者的价值重建中，知识分子的网络生存被提升为一种新的“媒介伦理观”：“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20但与此同时，来自知识分子置身的学术体制的诘难，以及因网络本身的民间习性，如“垃圾场”、瞬时影响、语言风格的轻佻和口语化的写作特征，等等，都“倒逼”着知识分子拷问是否继续从事网络写作的恒心。
事实上，网络能否成为知识精英除了纸质出版著作的“第一生命”之外的“第二生命”，以及能否成为个人、作品、思想和文学以及世界的“个性化新闻”的站点，类似的反思已经成了许多知识阶层严肃思考的问题。换言之，知识精英走出“圈内”的象牙塔，走向网络寻求“学术赞助”，别开生面，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有待文化环境改善和学术“平民化”实践的场域。
知识分子的网络化及价值悖论
传媒之为传媒，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真实”地想象某种关系，并将其在传媒中塑造出来，进而将此“篡改”了的现实，重构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1。作为新媒介的网络也是如此，它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使用-满足”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以一种想象方式，建构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模式。
尽管“网络知识分子”一词听起来还怪怪的，但这个术语在媒体上的流行，已经在提示我们：几乎伴随“电视知识分子”的走红及引发的激烈争议，网络的鹊起又催生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涌现出一批依赖于网络而发言的知识分子，人们称之为“网络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群体，近年来有的文章将网络知识分子与传统、精英或专业知识分子对举以示区别，但追究起来，这种拘泥于学理的分剖，真的就能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吗？那么，“网络知识分子”会有理由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吗？
网络之所以引起知识分子关注，并据此“媒介依赖”而徜徉其间，必有其深层的精神基础。无论是博客的兴盛，微博的流行，知识分子和这些网络新形式的结缘，自然地反映出在价值观和文化观上两者之间具有契合的要求。探究知识分子进行博客、微博等写作的原因，不管是出于对新技术的好奇、对交流的渴望、抑或是发展自己赢得尊重的需要，还是对思想自由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其最根本的动机还在于，它是在当今学术专业化、传媒体制化不断蔓延、固化的传播环境下，浸透了知识分子渴望突破自身交流困境的努力。借用国内知名的IT评论家姜奇平的话说：博客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自由生产方式，一种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反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22。换言之，恰恰是由于网络所体现的“自由、开放、共享”的精神，契合了知识分子突破现实困境、创造一种颇具理想色彩的传媒文化和民主氛围的价值需求。
知识分子加入网民行列，一方面必须遵循网络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公共空间的气场习尚，以匹配网络“场”所体现的平民文化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隐含着对传统的权利地位观念的认识心理的调整问题。一定程度上讲，知识分子的“自我”或“主体”问题，在网络中依然存在，甚至还有加剧的倾向，他们依然会斡旋于思想引领者、文化媒介人和象牙塔中的“寂寞素心人”三个角色之间，在多元化的社会场域中重构出自身的主体身份。或如霍尔所言：“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23如此便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既受制于现实中的文化权利地位，也同时关联着平民化网络的逻辑法则。
与电视媒介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难题一样，知识分子的“网络栖居”也关涉内在的各种价值悖论与身份尴尬。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网络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者的操守？许多知识分子也许终身没有网络冲浪的经历，而在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守护着知识分子的权利和职责，难道就不配称为“知识分子”？诸多问题，仍然有待我们做出深入思考。■
【注释】
①[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鲁迅：《自选集》自序，见《鲁迅全集》第4卷，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载《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⑥ 刘苏里、姜奇平等：《互联网时代的图书、知识以及知识分子》，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3期。
⑦ 张建永：《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危机》，载《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⑧⑨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⑩ 此概念的发明者是王朔，2000年，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道分子》的短文，他把那种“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调侃、挖苦并命名为“知道分子”。后来“知道分子”的词义又发生了一些改变，以《新周刊》所评选“知道分子”为例，它主要是指常出入于传媒，有的甚至已成了被传媒娱乐化的人物。杨东平说：“现在所指的知道分子主要是指那些和大众媒体建立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真正的眼光和立场。”――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载《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14刘心武：《欲掀读“红”热》，科学网，http：//www.hongxue.org/Read News.aspx？newsi d=161
20易中天：《我看〈百家讲坛〉》，2007-08-12博客。
21张锦华：《传播理论批判》，1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
22姜奇平：《姜奇平论博客》，转引自聂茂《论名人博客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载《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4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序，
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