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封建王朝，对中华民族确实有我们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我们历来拿出傲人的资本 “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 ，严格点说，正是由清宫里的皇帝造成的。开创大明王朝的洪武帝朱元璋，要过饭，当过和尚，器量有限，把元朝皇帝赶往漠北之后，他就满足于自己控制下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盘，不再向外扩张。山海关外的东北、蒙古，嘉峪关外的新疆、西藏、台湾，都不在他的统治之下，地盘比赵宋王朝大不了多少。是新起的满洲贵族的雄才大略，才又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重新划入版图，切实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说没有满清王朝，就没有中国现在的 “ 地大物博 ” ，并不过分。 “ 人多 ” 也是如此。据说自东汉末战乱之后，中国历代人口，均无达到东汉鼎盛时期的数字，是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大量新土地的开垦，由于人多地区向人少地区的大量移民，由于“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由于康乾盛世一百年的安定繁荣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人口才迅速超过农业时代的历史记录，很快翻了几番，达到几亿。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可以拿来炫耀的现实的东西， “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 就是这样来的。饮水思源，夸大耀多，能不感激他的制造者么？要想复兴中华文化，再造中国辉煌，能不注目这个最近的盛世么？清宫戏走红，荧屏塞满大辫子，正是这种复兴心理、再造要求的折射。
作为一个民族，就像作为一个人一样，值得夸耀的是自己的创造，自己干出来的业绩，老拿祖先的遗产来炫耀，就会让人想起爱说 “ 我家从前，阔多了 ” 的阿 Q 。虽然阿 Q 说的 “ 阔 ” 已无从考证，我们的“地大人多”就在眼前，两者不能一概而论。但地大人多毕竟不是凭自己才智的创造，还是靠祖宗的福荫，说多了，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现在以 “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 骄人的话说得也愈来愈少了。更何况， “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 的代价也太大。满人入关，以少制多，类似 “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 的例子并不少见。汉人是让满洲贵族杀服的。虽然有高论说杀人也有内外之别，满人的“扬州十日”，跟日本的“南京大屠杀”不能相提并论，无奈掉下的头颅，流淌的鲜血，失去的生命又是一样的。不过，奴隶在主人眼里只是工具，所以奴隶主杀害奴隶不算杀人，不过跟人宰牛一样。因而一贯把中国人当奴隶看得高士，赦免 “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 的杀人犯，也就情有可原。然而，在国内已不被当人了，在外人面前怎么能忽然变成人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认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这些说的还是战争时期，杀人多，多到没法说清。到战争结束以后，杀人本该结束，却未终止， “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 ，仅仅为了头上的几根毛，就不知又有多少颗人头落地。民初的义士多责备国人的愚昧，革命了，连辫子也不愿剪，虽然脑后也空荡荡，其实是把辫子盘在了头上。小民的愚昧是可恨的，然而这可恨是无数人的鲜血和头颅造成的印记。抹去印记，谴责小民愚昧的风头过后， “ 留发不留头 ” 的历史公案少有涉及，控诉更少见。至于“跑马圈地”，血腥味看似少些，怕也未必。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圈地牧羊，历史大书 “ 羊吃人 ” ，连万里之外的现代中国学子都知道。那么当初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以绳圈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还能少了？中国的新旧历史书上，对与英国同一时期发生的中国满洲贵族三次大的圈地运动，不是毫不提及，就是提到，也是语焉不详，一句带过。 既没有控诉，也没有留下“马吃人”、“绳吃人”的说法。不是中国的“跑马圈地”没有英国的惨，而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人愿意为苦难中的农民呼救。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满洲贵族在举着有形的钢刀大杀大砍，甚至把准噶尔民族整个杀绝的同时，还举着无形的软刀子割断中国人的中枢神经，使中国人成了只会动作，不会思想的准植物人。满洲贵族不仅沿用了明朝八股取士，尊孔读经的老传统，使读书人成为非经不读，非礼不行的书蠹禄虫，而且，大兴文字狱，把任何否定现体制，表露新思想的人物杀头鞭尸，广泛株连；把任何否定现体制，表露新思想的著作焚烧劈板，严禁传阅。文网之严，文祸之惨，登峰造极，亘古未有。本来，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要靠思想指引才能前进，而思想就要靠读书人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灵思独运，潜心创造。可是，在满洲贵族的高压下，中国的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整个成了在文字狱和八股文之间蠕动的爬行动物，满洲贵族在扩大了中国人生存的物质空间的同时，为了一族、一姓、一家、一人的统治，就这样又极大地缩小了中国人生存的精神空间。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思想终于被窒息而死亡。民族还怎么能前进。结果是悲惨的，原本跑在世界前头，各国共羡的东方巨龙，很快被迅猛发展的欧洲雄鹰远远抛在后面。几艘兵船，几千兵丁，便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天朝上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不仅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割走，而且把大笔大笔的财富掠夺。庚子赔款一项即要给八国联军九亿八千余万两，马关条约一项即要给日本赔款二亿两，仅这两项，即达十一亿八千余万两之巨。中国成了世界的笑柄，中国成了贫穷落后愚昧的代表。满洲贵族入主中国带来的荣耀繁荣，转眼失去，留下的是数不清的灾难和屈辱。从内心深处仰慕大清神威，希望像满清一代的圣君明主来复兴中国，不啻痴人说梦，被有识者讥笑，遭有志者唾骂，实在也是咎由自取。
然而无论功过，都已成为历史。中国人正在向前看，向前奔，加入WTO，主办奥运会，争办世博会，经济一支独秀，加速融入世界，加速实现现代化，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人为什么会对大辫子皇帝特别欣赏？正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往前跑着，为什么要频频回头观望呢？大辫子皇帝跟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国家体制一直是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清王朝虽然是最后一个皇帝临朝的专制王朝，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百年来，中国在政体上仍没有走出专制制度的阴影，仍清没有迈进人民决定政府，人民决定政策的民主时代。国人对大辫子皇帝的欣赏，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对挥之不去传统的现行体制的肯定，对强势专制权力保障稳定发展，社会公正的希望。
一个体制在历史中诞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人们选择这种体制，自有其道理。像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今天看来弊病百端，扼杀人性，摧毁国力，几乎无一是处，但在当初，秦始皇采纳它的时候，却是最为有力的。两千年间，中国绵延不绝，几度辉煌，端的靠这个中央集权制度。现在人们反对它，是因为社会发展了。以前国力靠国家，现在国力靠国民，集权专制，以民为敌，自然不好，人们选择抛弃它，是生活的启示。欧美觉悟早，动手快，很快由落后变为先进。中国不觉悟，不改变，很快由先进变为落后。现在人们多已看清，世界发展必走否定专制，实行民主的道路。由于中国历史从集权专制而来，又向否定集权专制的民主而去，集权专制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节链条，也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既然不能抹掉中国的历史，不能抛离中国人的生活，那就不能把集权专制一扔了之。中国的新生活，中国的新历史，应该保有生活的历史创造的集权专制的有益成分，有用成分。只有这样，新历史，新生活才能真正的新，才能稳定牢固。不然的话，不是新不能牢固稳定，就是所谓新者不新，似新实旧。中外的历史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跟集权专制划清界限搞得最彻底的是法国和俄国。在长期深入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法国大革命不仅砍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利亚·安东内特的头，而且砍了一些被认为不坚定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头，由“国家剃刀”开路，法国向一个全新的激进社会挺进。结果是事与愿违，急进派下台，保皇派登场，而且，冒出了一个那破仑皇帝还不够，又冒出了一个拿破仑三世皇帝，共和国也是接二连三搞试验，至今已是第五共和国了，法国政体的进化尚未完成，总统总理权力的划分也不成熟。除了拿破仑给法国人带来的短暂荣耀之外，法国也没有对世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俄国一直向法国学习，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紧接着十月革命又推翻了临时政府，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一下子挺进到社会主义的全新阶段，已下台的皇帝亚历山大一家全被秘密枪毙。列宁缔造的共产党专政，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标榜着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同，而且与现实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同，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这种新也很不简单，不仅打败了称霸欧洲的希特勒第三帝国，而且与称霸世界的美国争雄。双雄争霸四十年，左右世界有输有赢。然而曾几何时，庞大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俄罗斯人又退回去重新寻找出路。与历史传统割断联系的路不是一条好出路，甚或不是出路，俄国法国都是证明。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从体制内找出路行不通了，革命派登场，从体制外另劈新路。辛亥革命成功，果然打到了皇帝，中国一片新气象。然而，军阀混战，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比皇帝专制统治时还要重的多。国家倒退，比大清天子统治的时期还要严重。到民国政府和共和国政府时期，虽然有人，有民，有共和，有政党组织，有代表大会，有总统，有主席，然而，老百姓的灾难更重，国家的危险更大。新时代没有找到新路子，因而，国民政府被撵出了大陆，因而，人民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则思变，只得另谋出路，厉行改革。台湾改革，走进了民主社会，大陆改革，走进了开放时代。凡是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另起炉灶，一味求新的民族、政党、个人，都是没有前途的，法国如此，俄国如此，中国如此，所有被理想鼓舞，激进偏执地国家无不如此。回归历史，连接传统才是他们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