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是概念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建设，首先需要概念明确，“无产者写作”却不能不在概念上陷入尴尬的处境。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无产者”是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然而，面对当下具体的现实，要科学地界定这一概念，却如要确认“无产者”身份一样困难。我们能够在当下现实中找到工人，找到工人阶级，而且能够找到下岗工人，找到失业者和各种渴望被雇佣而不得的劳动者，然而，却很难确认谁是“无产者”，很难科学地界定“无产者”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几十年来国内流行辞书的解释与此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解释是“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无产者”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2]因此，在1949年之前， 无产者在我国的人数虽然极少，但还不难确认。但是，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公有制的建立，确认无产者已经非常困难。因为地主、资本家和一切有产者的财产被没收之后并未消失，而是收归“公有”。“公有”的财产并非无所归属，而是归于全民。公有制建立的结果不是使全民都成为无产者，而是使全民都成为有产者。无产者与他的阶级是国家领导者，当然不能不与全民一起成为这些财产的拥有者。也就是说，旧时代的无产者在公有制国家建立之后已经获得了国家财富的所有权，因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且，只要公有制形式仍然存在，真正的无产者就很难在享有公民权的人中找到。因此，我们也就难以找到真正的无产者并由此建构“无产者写作”。
退一步讲，即使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认无产者一样去进行确认（事实上，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意味着无视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或将“公有”视作“公无”，使公民都失掉了财产所有权），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以出卖劳动为生者本来就并非只有工人，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特别是市场化和商品化已经使依靠出卖劳动谋生者成为人类的绝大多数。在今日世界上，从医生、记者、教授到经理、部长、将军，事实上都具有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并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工资报酬。“无产者”如果包括这些不同的阶层，将使“无产者写作”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有一些勉强的区分法：一是区分蓝领和白领，只承认蓝领而不承认白领是工人阶级。但是，那就不如直接称作“蓝领写作”，因为蓝领并不意味着“无产”，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从事的工种而作简单的“无产者”身份认定。二是区分穷人和富人，把“穷人”等同于“无产者”。但是，那就不如直接称作“穷人写作”或“贫困者写作”，因为我们可以根据收入的多寡划出贫困线，却不能据此确认其是否“无产者”。
孟繁华说：“这里的‘无产者’不仅指他们的现实身份，他们的资产状况，更重要的是指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作为分散的单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某种继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人群、立场以及情感与无产阶级文化所建立起的历史联系等等。”这种说法很难令人满意。或许孟繁华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中国无产阶级文学鼻祖们的见解：“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3]然而，对于这种说法， 鲁迅在《路》中曾经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在鲁迅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使者是非常可疑的。回顾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仍然信服鲁迅的见解：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而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