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危机的21世纪即将来临。这一新的千年更替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百年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第三个1000年的开始，对于每一文明、宗教、哲学、经济而言，都是一次莫大的激励，人们也将更加觉配。
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各个社会或国家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特有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意冷、希望与危险错综交织的局面。16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17世纪90年代的荷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中国亦不例外）。
在此20世纪90年代，世界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地震”：冷战时期结束，世界由二元（两极）对抗，转变为多元（多极）对抗；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转变为经济渗透和竞争；同时，原来的科学文化方式与“阶级文化方式”的对抗，变易为多元文化方式的融突和合与自由选择〔1〕。
二、儒学与东亚意识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进化，其实是文化的一种选择，包括器物的、制度的、科技的、精神的、价值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起步的，伴随着世界化的殖民运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东方和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以及发展的机遇，使东方和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东方和中国所取得的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来实现或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又使东方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当时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中国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以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自己（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作为回应西学的方式），无论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楷模，参照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思维来批判或否定东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换言之，对西方文化是以“拿来主义”为价值取向，来改造东方传统学术思想；或把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都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以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使东亚和中国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为表里。在这种情境下，东方（包括中国）与西方无法有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东方和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设想和主张。这也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东方和中国文化的独立、平等受到了践踏。
“东亚意识”是东亚地区人民自我觉醒的意识，它意蕴着主体意识（或曰独立自主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2〕。面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多元文化意识的复杂局面，“东亚意识”以其固有的特质而显现其社会功能和效应。主体意识是指凸显东亚主体的意识，它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即陆象山所说的“自作主宰”〔3〕的精神。
丧失了“自作主宰”的独立和自由，就丧失了自身或东亚的真实存在。东亚意识只有在东亚自我意识里，才能从假象里和黑夜里走出来，投入到光天化日的现实世界。与主体意识相对应的是“依赖意识”，它是非自为的、非自由的、非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犹如主人）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在获得主体意识之前，东亚对于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缺乏“真正的”主体性，无论是接收，还是拒斥，都有良莠不分的盲目性。“东亚意识”就是确立东亚主体意识，摒弃“依赖意识”。唯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健康地、有选择地、有能力地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以外的世界文化。
“东亚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并因忧患而有危机意识。东亚各国面临着21世纪人类所共同遇到的严峻的挑战和冲突，如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人与社会的冲突，关系着社会的繁荣与贫困；人与人的冲突，关系着人际间的和谐与迫害；人的心灵的冲突，关系着人的快乐与痛苦；文明间的冲突，关系着友好与战争。这五大冲突关系着每个人，人人均不可逃。在此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双重变奏中，人们又碰到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崩溃和文明方向的迷惑等等的情境，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在竭精惮思化解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东亚意识”应担当以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之忧为忧，共同之乐为乐，以担当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五大危机为己任。在现代，东亚学人应当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意识转变为人类的责任意识，对世界的前沿问题发表东亚学人的主张和设想，在世界意识中确立“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是一种参与的经世意识，是一种入世的经世致用之学，它不尚空疏虚无、退隐避世，而是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4〕的精神，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救民的道德自觉中实现自我，并延续自己的生命。儒家伦理的生命力，就在于要落实到人伦日用之常的现实生活层面，协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结构关系，使之合理化、和谐化，使人伦日用秩序化，群己关系规范化，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关系融突和合化。这是儒家伦理的特征，它凝结为“东亚意识”的智慧和生命。
“东亚意识”是一种批判意识、反省意识。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的意识，从实质上说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从历史上说，中国有自我封闭意识和独裁意识，从而有君主专制和苛政暴政；日本有军国主义和侵略意识；韩国有专制主义和“士祸”等。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东亚内部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历史的创伤。如何规范世界历史和东亚历史？如何反省和批判历史？这些均是规范、指导和制订现代现实社会方针政策的依据。故而，反省、批判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是放下包袱、敞开胸怀、迎接未来的意识。
“东亚意识”是一种多元意识。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并不是由两极转变为一极，而是转变为多极化，这意蕴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多极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化。就前者而言，世界文化多元化之道，包括社会典章制度、民族种族和文化价值观、宗族信仰、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等多元现象，不可强求一律；即使是同一儒教文化圈之内的东亚地区，由于各国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心理价值取向的差异，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与作用、内涵与形态以及对社会、人生所产生的功能与影响亦各具特色，异彩缤纷，这便是儒学的多元化。就后者而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5〕？在世界和东亚的“殊途”、“百虑”的多元化现象中，蕴藏着“同归”和“一致”之道，这便是和平发展之道，融合对话之道，生态环保之道，简言之为融突和合之道。
在当前世界多元冲突融合中，形成了诸多地区性、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称为“和合体”〔6〕更切实）组织，并宣扬一种共同体意识。东亚具有悠久儒家文化历史的国家与地区，能否像在经济领域腾飞那样，在文化领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调整中发挥东亚的理念和价值？如何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提出有价值、有效用的对策和原理？这便是东亚学者所“应思”、“应虑”的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