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缘，拟诸天象，是朝日方升未升、夕阳方下未下时的景象。这是天地间最壮丽的时刻。其原因正在于兼容与转换，不像正午和中夜，或者艳阳高照，或者皓月当空，美则美矣，缺少一点丰富与变化。不独天象，万物皆然。像敦煌，因其边缘，遂成为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璀璨结晶;像边区，因其远离中心，遂成为革命的发源地。至于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无不是新技术、新发明产生的渊薮。可以说，边缘产生灵感，边缘爆发革命。
在文学领域，也有一些处于边缘的人物。比如杨绛，就可谓是一位边缘人。她是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学者？都是，又都不是。对于杨绛来说，她既否认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也否认自己是一个学者。她一辈子最真切的感受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边缘人，是杨绛对自己一生的真确写照。
作为2014年10月刚刚出炉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的作者，慈江也堪称是一位边缘人。其实“边缘人”一词，还是慈江当年初出茅庐、亮相文评诗评界时一个颇为自许的创见，后来却一语成谶，成了他自己一生的命运。他1997年出版的诗集《漂移的岸》是一个隐喻，因为“船一旦下水便注定一世漂泊”（ 《远行人》 ）。所以，无论是辞别故土求学异域，还是告别文学转战商海，抑或是在经济学与文学之间徘徊，其边缘的姿态和情绪随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彰显。边缘人，让人想起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或“零余者”的形象，虽然被莱蒙托夫誉为“当代英雄”，但就其内涵而言，仍然具有一种漂泊不定和自我放逐的意味。
因此，同样的遭际和心境，在冥冥中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契合。我想，慈江之所以要选择杨绛作为研究对象，并积数年之功，撰写学界第一本杨绛研究专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正是他在杨绛那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像。或者说，研究杨绛，就像是在研究他自己。那些于不经意间飞迸而出的灵感，娓娓道来却一语中的的见地，随处点染，触手成春，与其说是对另一个边缘人的体己评论，毋宁说是慈江的夫子自道或自况。
二
然而，边缘意味着复杂、混沌、晦明不定。因此，走进杨绛的文学生涯，恰如走进一片无边的沼泽，注定是一次历险，一次智识的较量和挣扎。因为，杨绛不但是学术大师钱锺书的夫人，而且作为留洋归国的才女，她在创作、翻译、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皆堪称可观。没有同样的经历、学识和才华，是难以驾驭这样的研究题目的。
我想，提前20年，慈江不会去碰这个“硬钉子”，那只会将自己扎得满手是血。不过，已经人到中年的慈江，却也已远非昔日的吴下阿蒙。这个曾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诗评大家谢冕的高足，现在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而且还有着美国雷鸟国际管理学院MBA、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的头衔，不仅常年在海外从事国际贸易与营销，而且精通英文，修读过德、俄、日、韩、西班牙及拉丁、古希腊、古希伯来等语言课程，写过多年诗评，编过《外国文学评论》，出过诗集和翻译作品，甚至出版过经济学著作。慈江这些复杂的经历、阅历与复合的学历，似乎是在用半生的努力为研究杨绛而做的充分准备。
研究杨绛可以有很多视角，但是慈江却选择了从小说入手。小说，其实是杨绛文学生涯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亦可称之为其文学活动的边缘地带，因为杨绛一向自认在小说创作上“只是一个业余作者”――这大概也正是慈江将自己的这本著作命名为《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真意之所在。即使只是从创作而言，她的散文也胜于小说。那么，为什么要从杨绛的小说而不是散文入手呢？因为，慈江认为，对于杨绛来说，“最难割舍是小说”。正因为小说是杨绛最倾心、最纠结，却又把握得最不好的领域，因而也就成了一窥其文学路径与文心的绝佳观察点。因为，纠结意味着诸种矛盾的交汇，从杨绛与小说的纠结中可以比较容易地看见杨绛理论与创作的脉络，看见其才情与学识的发源，看见其文学活动的全部复杂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天才的事业，同时承认伟大作品的出现往往带有偶然性，那么，普通的读书人想要亲近文学、从事写作往往就会重复杨绛的模式。一旦拥有一个完满的家庭、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个幸福的人生，常常就会远离第一流的创作，因为“文章憎命达” “诗穷而后工”。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从学院走出，碰巧遇上了一个和平的年代，同时又拥有一份学者的职业，那么，你恐怕也就很难逃离杨绛式的文学从业模式，即投身一种创作、评论、研究乃至翻译并举的学术和创作生涯，除非你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式的“边缘人”实则具有某种命定的普遍性。
三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边缘，未必不是另一种中心！因为，边缘意味着结构的薄弱地带，意味着有突破、转换，以及生成某种新秩序的可能。如果我们以边缘为中心，那么公众眼中的中心未必不是一种边缘。因此，我对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末章“走到人生边上”的“业余作者”的论述特别有同感。在这个时代，虽然不妨说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羁绊，但是我们又在更大的程度上跌入了商业的陷阱，跌入了专业主义等陷阱。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分工的产物，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新生活，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我们会设计一个理论模型，设计一些指标，用一些经典作品作为标准，来比较、衡量和分析一个研究对象，把完整的生活切成碎片。其实，我们何必一定要用那些文学大师和杨绛相比较呢？因为，如果仅仅从小说创作领域看杨绛，那么她确实不过是其自谦的一个“业余作者”而已，但是，如果从“小说边上”看杨绛，把她视为一个作家、翻译家和学者的综合体，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实际上，正如慈江所言，杨绛本人对她小说的优缺点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超越了对小说创作的纠结。这表现在她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态度，即认同文学创作的本质是“玩”。“玩”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心态，意味着达观和超脱; “玩”也意味着，在杨绛这里，边缘与中心已然翻转，边缘可以是中心，中心也可以是边缘。当边缘成为中心之后，方能逃脱居于边缘的孤独、自卑与纠结，而得到心灵的解脱和大自在。因此，以边缘为中心，最终形成了杨绛文学观和创作观的内核。
如果说边缘与中心的转换之于杨绛，更多的是在当年政治高压之下一种无奈或被动的选择，那么，在慈江这里，这种转换则具有了更加多重的意味。因为在当下，一个内心有着自己坚守与追求的文人不仅要抵抗来自主流舆论的压力，同时还要抵抗商业，抵抗平庸，抵抗专业化，甚至抵抗流行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慈江这里，这种边缘与中心的转化就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它是对当下时髦的大众文化与浮躁的功利化习气的一种突破和反驳，是对内心自由和精神趣味的一种向往和体验。当一种文学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僵化之后，从中心逃离，隐遁于边缘，应当是一种最为自然和惬意的选择。以边缘为中心，杨绛与慈江的这种生活方式，为当代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范本，一种有意味的可能。
其实，杨绛与慈江所体味的这一边缘生活方式何尝不是一种传统的回声？古代的读书人大都是一些修身养性、全面发展、能进能退的人。在经历了“礼、乐、射、御、书、数”的训练之后，一个读书人，大可以安邦治国，小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或书法家。生活在一个和平安稳的时代，在解决了物质的匮乏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更为自主的怡情适意的生活呢！为什么不能远离中心的喧嚣，遁迹于边缘的宁恬，让身心得到更多的自由和自在呢！
或许，这才是慈江躲在闹市一角，孜孜埋首研究杨绛其人其作的初衷所在，也才是他《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的真正底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