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与图书相关的写作、出版、阅读乃至售卖、租借等活动都是让人感觉“高大上”的事情，读书是日常人们见面、聚会、恋爱中交流的核心话题，读没读书、读了什么书往往是判断一个人有无文化、文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被诸多书店、图书馆当作座右铭似的悬挂在醒目位置的一句话便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情形发生变化了。书店中、图书馆里，人潮涌动的景象已难以见到，实体书店倒闭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现在随处可见的都是低头按键划屏一族，要是还有谁手不释卷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与图书有关的那些高频次词汇 “出版商” “市场” “策划” “营销”“炒作”“畅销书”“做书”“销售码洋”“排行榜”等都暗含浓厚的商业气息。简言之，在从前，人们可能更关注图书的精神文化属性，尽管图书也是一种商品;而今天，图书的商品属性更多被认可和强调，尽管图书还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商品。
从近年来几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来看，国民平均上网时间已经接近自身阅书读报所花费的时间总和，数字化阅读对传统纸质阅读的影响和冲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出版社已经转制为企业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出书后可以高枕无忧，而是要跑市场、跑销路、谋生存、求发展。也因此，图书出版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
一、出版图书内容低俗、格调低下
前几年有一本《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是对原著《格林童话》进行颠覆与解构的“成人版”：白雪公主因为和父王有不伦之恋，才遭到生身母亲的嫉恨，被放逐后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之间存在着性关系，吃了毒苹果而“死”的白雪公主之所以会为王子所垂青，那是因为王子性无能且有恋尸癖……在经由成人作者那双专事找寻真实生活阴暗面的眼睛过滤后，原本很美好很纯粹的童话世界就完全变成变态、情色、乱伦的龌龊“现实”。出版这样揭秘真相和“还原”事实的图书，会有哗众取宠、博得眼球的功效，但其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会怎样玷污着读者的眼睛和头脑，是不言而喻的。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那么接触一本不好的书会怎样？真就会像菲尔丁说的那样：“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伤害。”
二、编校质量低，“无错不成书”
在阅读二三十年前乃至更早时间出版的图书时，我们会发现“老图书”很少有错别字，这倒不是怀旧心理在作祟，而是因为过去的图书出版把关严格，经过严谨的三审三校，不但“字虱子”几乎被捉殆尽，而且很少有知识上的错误。而现在出版的一些图书不仅错字病句连篇，甚至给中小学生使用的教材还会接二连三出现错别字，以及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而相关出版单位还会以差错率为自己辩解。有的省份发给学生使用的字典错漏百出，偏偏这样的字典还是正规出版社赶工期的产品。还有一些出版社抢时髦抓话题，在短时间内就能“攒”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一旦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出版社就以“时间仓促”来搪塞，质量、责任、良知等都被抛在了脑后。我们都知道，粗制滥造的产品不是商品，因为其不具备应有的使用价值，那么，劣等质量的图书又何尝不是！
三、过度包装，贵族化倾向严重
四、盲目跟进，重复出版
十数年前，一位童书作家塑造的淘气包形象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伪书冒牌书跟风之作鱼目混珠，都想着要搭这趟车，在热爆的市场当中分一杯羹，结果各类“捣蛋鬼”“调皮蛋”集体亮相，弄得童书市场乌烟瘴气。某个童书作家抢手，出版社就将其当成“唐僧肉”挖空心思全方位开发，你出注音版，我出绘本版，他就出中英对照版或者漫画版。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是常销书，且往往不涉及版权问题，出版社就都抢着以各种名义来瓜分这块大蛋糕;医疗保健类的图书畅销了，出版社就都蜂拥去做各类养生书;《哈利・波特》好卖了，魔幻文学类图书立刻就满天飞……过度开发、扎堆出版严重浪费和占用了社会资源不说，还降低了图书的品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
上述种种不良现象，反映出来的是一些出版社在利益驱动下的急功近利，也暴露出某些出版人在经济大潮中的精神迷失和浮躁心态：什么来钱快就捣腾什么，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而无视自己的责任所在、漠视图书的文化功能。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番话用于说明图书出版也同样有效。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出版社要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第一位，毕竟图书出版担负着建构文化、传播文化的功能，担负着塑造人精神面貌的神圣使命。邹韬奋当年创办生活书店，就特别强调“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他并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只求收支相抵，将“力谋改造社会”“竭诚为读者服务”作为自己一生奉行的出版原则，生活书店因此在读者当中获得良好的口碑，其所出版的大批读物对普通读者积极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建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生活书店这一成功范例来看，出版社绝不应该是盲动的逐利者，而应该是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引领着读者精神的健康成长。 归根结底，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人类汲取知识与获得智慧的重要途径。图书的价值高下既不体现在买卖价格的高低上，也不体现在拥有权利的让渡上，而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的，只有读者接受了图书所承载的知识、信息、思想、观念等并由此获得人生进取的动力，图书的价值才被真正开掘出来。说到底，图书是关乎人的精神成长和灵魂塑造的大工程。“除革命而外，唯有读书而已”的孙中山在阅读中深化了对“革命”的认识，获得了变革社会的信心。年轻的沈从文在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图书的阅读中开始“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并开始自己的人性书写和民族品德重建的切实思考。15岁的巴金因为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而“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因为阅读波兰人廖・抗夫的《夜未央》而“第一次找到了我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此后他都恪守着“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艾思奇，就是以一本深入浅出的《大众哲学》而令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看似深奥的哲学紧密联系起来，并提高了延安革命工作者的政治文化水平，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所以，“书籍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读书可以改变人，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读书可以给人智慧，可以使人勇敢，可以让人温暖。”图书会对人的价值观形成打下至为重要的精神底色，会助推着人的生命成长趋向更良善更完美的境地。
有良知的出版人，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讲求和承担社会责任，关注人的价值，关注社会公益事业。表面上看，图书出版似乎是商业行为，但从其创造精神价值和弘扬优秀文化的实质来看，图书出版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价值传播行为，图书质量关系到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出版社，无论其选择怎样的出版方向，出版社的立足点都不能离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精神观照，都要主动担负起一份社会责任，自觉维护人的基本道义。因此，出版人实际上是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经营和实践着一种文化理想，与教师、作家一样都属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精神的塑造者。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出版人要有自己的操守，讲品位，重格调，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高雅的文化品位追求，要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图书、敬畏读者、敬畏阅读，也敬畏生命。唯有如此，才能抵制低俗之风的侵袭，才能摆脱势利之念的困扰，也才会用心做出好书，更好地回报社会。
要想光复从前读书的黄金时代，在今天可能会是一桩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也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何让全社会飘溢着浓郁的书香，让积极向上的阅读体验伴随人一生的每个阶段，也让图书的美丽与优雅留驻人的心田，这一切都意味着出版人要动用更多的智慧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