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农历四月初八，我降生于湖北省秭归县九畹乡镇宝观（guàn）。
“秭归”，老辈讲：这里是屈原出生地，他去外地做官，被奸佞陷害愤而投江（均是史实）。水族感念其忠贞爱国，就将屈原尸身装进大鱼腹腔令其护送回乡。那年的五月初五，屈原之姊在长江边洗衣，忽有一条大鱼从江中跃到她身旁，随即肚腹开裂现出屈原尸身。姐姐将弟弟安葬在古城东面山坡上。因姊迎得弟归，古城从此得名“姊归”，后演变为“秭归”。姐姐为谢水族之义，每年五月初五都会向长江投入糯米团（粽子雏形）作为供奉（以上是美丽传说）。
1955年我从九畹乡来到秭归县城，看到城东面真有一座屈原墓，后来知道是衣冠冢。墓地上方，建有屈原庙。“九畹”乡，我能读懂《离骚》后才知“九畹”出自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屈原说他栽种了九畹（畹，面积单位，约等于1垧）地的春兰。乡民敬仰屈原，就将此地命名为“九畹”。九畹乡曾一度更名“滋兰乡”，嘉义一脉相承。地名蕴含的爱国情愫，在我生命之初即融入血液，铭于心刻于骨。
镇宝观是小地名，因观得名，观建在山梁上，是道士修行的地方，这是我最早获得的宗教知识。我家在观南侧的“”里。这里是典型鄂西山区，一座大山挨着一座大山，大山之间有一道溪，大山上半部分90度壁立，下半部是斜坡，斜坡之间也有梁，粱与粱之间有水流很细的沟，沟旁坡地当地人叫作“”，可开梯田，建房子。老人说，我家是很早以前从镇宝观北侧的“颜家”搬过来的。颜家有颜氏祠堂，多次随长辈去祠堂祭拜，并在那里接受严格的族规教育：作为颜氏子孙，要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绝不可有辱没宗族的言行。家族认同感我从小就具备了。我对我的子孙，也用家规约束他们，起码要做到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我家北去3华里一个梁子名叫“擂鼓台”，与“九畹溪”（该溪注入长江西陵峡，100多华里后流出三峡进入宜昌）隔溪相望的大山名叫“逃走山”。老人说，很早以前那里发生过大的战事，但细节已然不详。这让我十分好奇。我一生好读史书，与童年对古人古事的好奇有关。
我家南去10华里的一个粱上有个乱石岗，名叫“燕子石”，随便捡起一块石头砸开，都能看到燕子的身影，后来知道是燕子化石。家人为我捡了好多燕子石当玩具。我经常对着石头里各种姿态的燕子发呆：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会死在石头里？大概是儿时的这种发呆，才有了日后对生物乃至自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之类问题的着迷。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科学报道。不久前央视介绍，科学家弄清楚了地球本没有水，更没有生命。水和生命物质氨基酸是从宇宙星云飞来的陨石“赐给”地球的。氨基酸发展成单细胞，它就是最初的“蛋”，鸡和人，都是从这种“蛋”进化来的。我宁愿相信这不是神话，免得谜题跟进棺材继续困惑我。
作为小孩，对于我家附近“枇杷树沟”的枇杷，“梨子树垭”的梨，更是情有独钟，至今口有余甘。
我背井离乡，一生停留过六七处地方，多被我视为驿站。认他乡作故乡的只有哈尔滨，1957年我移民至此，住道里区中央大街东侧的“药铺街”。可惜只一年，又得迁徙。“文革”期间，药铺街改名“红旗街”，“文革”后改成“中医街”，不知为何没有恢复“药铺街”名。把地名改来改去，《人民日报》称这种现象为“文化强拆”，算不算强拆姑且不论，我的怅惘则真真切切。
我在黑龙江穆棱市八面通镇居住已有51年，它是我子孙的故乡。当初镇子南边有一个叫“飞机场”的地方，为侵华日军所建。改革开放后好长时间，还看得到一条跑道和一个“机窝”（当地管飞机库叫机窝）。现在踪迹全无。如果保留一段跑道、一个机库和飞机场的地名，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实物见证，想必很有意义。
人与某些地名在情感上终生依依，或为生命发祥地，在那里学会了乡音，养成了乡俗，形成了最初的兴趣爱好，印上了世界观的影子，是进退的大本营，游子的乡愁，无分贵贱贤愚，都以为她争光为荣，反之则无颜见江东父老;或是第二故乡;或是印象深刻的驿站。近代兴起的地名学，从地理、历史、社会、人文诸角度研究地名与人的关系。重视地名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还每个人一个关于地名的精神家园，于良俗社会和法治社会建设，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