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外界每次谈到陕西的文学，大家都有一种习惯性的焦虑，认为比起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这些“大吨位”来说，中青年的成长显得不尽理想。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学理解成小说。作为一个很业余的诗歌读者，我也能够列举出我很敬重的七八个陕西诗人，他们都曾经在某一个时刻，有某一首诗很深地打动了我。我认为陕西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在文坛上有着一席之地，他们在全国的诗人中都是有影响的一个群体。会议时间很紧，16个人肯定有的人被谈得多一些，有的人被谈得少一些，但我觉得不管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会能够充分达成共识的，就是在我们陕西、在我们汉语诗歌的重要的故乡和原乡，有这么一批诗人，他们正在写着，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都达到了相当的诗意水准。
高洪波（著名诗人、诗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五年前中国作协所举办的诗歌节，地点便在陕西西安，闭幕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作协做了致辞。五年过去了，我从陕西诗人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这个队伍的长足发展。我简要说说对陕西诗歌的一些印象。
首先，陕西诗歌史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七十年多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延安作为著名的政治文化地理坐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因此那个时候的陕西诗歌在那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烙印。
其次，陕西诗歌的总体实力不容小觑，但长时间被小说的光芒所覆盖。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陈忠实、贾平凹与高建群为代表的陕西作家集体发力，写出了震惊文坛的文学作品，小说家的整体实力得到了体现。也许是因为小说的光芒特别耀眼，每当人们谈起陕西文学的时候，首先想到就是这些著名的小说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但陕西有些诗人也已经在全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得到了一些重要诗歌奖项。阎安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便是这种实力的证明。
另外，陕西诗坛也有高原多高峰少的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我特别关注的诗人阎安，他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北方的大地气质和文化韵味，也有着现代性表达的超前思维与宽广的诗歌视野，我觉得他的作品就处于高原和高峰之间。当然陕西的诗人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诗意表达和审美体系，这需要按文本具体分析。
我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陕西诗人能有一个好的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
张清华（著名诗评家、北师大博导）：
“文学陕军”这个名字一直在沿用，从行政管理或者是从地方的党政部门角度这么叫，但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我不赞赏这种叫法。我觉得叫“文学陕军”可能会矮化各位诗人。每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他的身份都是多重的，很难用一种身份来框定，他们都是我们汉语写作的诗人，但是地域文化会对他的文化身份有非常内在的，或无意识层面的一个影响。
如果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陕西诗人有一个特点，我把它概括为两面性：一个是正道，另一个方面是颓废。小说的例子就是贾平凹，我认为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家，他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这样一个主体，再加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他所思考的陕西西安这样一种地理文化的身份也好，这样一种境遇也好、命运也好，就奇怪地统一在他身上，形成了类似于《废都》里面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就是正大精神与颓废精神奇妙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正大和颓废在伊沙身上也非常奇妙地结合着。我觉得伊沙的诗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陕西，或者说在西安居住的知识分子、诗人，他们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他背负着久远的传统，脚下立足着深厚的土地，但是他觉得荒诞，在当代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文化处境下，这是这些知识分子不由自主的表达。当然，我这么说，有我个人的想象。下面，我要谈的是秦巴子和三色堇。
秦巴子的诗是关于知识分子心灵的小史。他在90年代的几首诗非常深邃成熟，《雕塑家》是我读到的最棒的一幅精神自画像，这个作品与那个时代构成奇妙的对话关系。因为90年代初，精神上的压抑、荒诞感和颓痞感是人所共有的，那么一个好的诗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秦巴子后期的《小春天》与《不得缺席》是写我们时代某些大家司空见惯的场景，就是所谓的形式主义。这两首诗无论从诗歌本身的难度，还是它的艺术含量，可能就没法跟前期比，但是我并不把这个理解为一个诗人写作能力的衰退，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诗人和自己时代的共生关系与对话关系。我觉得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写作。
三色堇的写作带着个人的才华和禀赋。我觉得她的诗歌特别接近两个女诗人，一个是萨福，另一个是李清照。她的诗歌，从意境、从对词语的神秘的收集能力与趋浅能力，还有原始的、苍茫的、特别宽广的、幽深的这样一种意境来讲，我觉得她特别像萨福。从她营造的大唐意象或者说一种大唐的古意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她特别像李清照。她是一个有自己文化身份的诗人，其文化身份可能并不是在女性层面上生成的，但是却贯穿在文本中的每个细节。她对长安、对长安周围的整个山水的描绘，就是她身上的自然性和她带有宋晚的凄美的营造，我觉得类似于李清照的一种思索。
叶延滨（著名诗人、《诗刊》原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在座的陕西诗人都是中国当代诗坛重要的作家，这次分给我的是耿翔和成路。这两个人在我印象中，确实也是陕西诗坛重要的作家。耿翔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排位第七，成路也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他们两个当了“黄继光”。但是他们在全国的诗歌界都有相当的影响。成路和耿翔，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代表的话，成路是一个灵性写作的探索者，而耿翔是三秦大地忠实的守护者。
成路第一本书，我给他写过序。当时我的序题目就是《一个诗人的心灵史》，我认为他的诗歌是写他心灵的历史，一直到这次他交给我看的他参加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评奖的诗歌《母水》，依然是描绘他的心灵轨迹，他善于用我们日常生活的元素，来描绘一个当代诗人心灵发展的轨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在所有的陕西诗人中间，显得非常具有灵性、非常需要认真解读的一个诗人。作品《母水》写的是一种黄河流域文化、黄土高原文化，到整个东方文化。他重新组合了它，这个努力确实表现了一个诗人高度的才华：由现实生活中间我们熟悉的意象，来造成成路独特的意象。而这些意象不但组合和交融，把我们引向他心灵的世界。成路是在陕西诗人中间非常独特的、非常有灵性的一个诗人，他非常善于创造意象并用意象来重新组建这个世界，这是我对成路基本的评价。 耿翔是陕西大地忠实的守护者。耿翔的诗歌有三个明确：第一是身份明确，他的所有诗歌都指向一个由唐代创造过唐诗这样伟大文化的诗人;第二个行迹清楚，他都是在陕西大地上，他所有的诗作，从他开始写的《西安的背影》等，全是在陕西大地上行进;第三是追求坦然，他表现了对陕西大地上另外一种传统，就是这块土地上的生活。耿翔的诗歌有三个特点：第一，他用诗歌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陕西，其中代表性的是重读河山，他尽管写的都是各种人物风光，但他是把他的血液注入到这里面去;第二，他用诗歌重新发现被主流遗忘的大地之美，他给我提供的就是这些花朵，在一个土丘上一个贫贱的农妇身上的那些穿戴，他非常细致地重新把她聚焦放大，让我们看到这个土地上最珍贵的那些人类留下的痕迹;第三，他非常坦率地、清晰地用诗歌标出他的精神地理，显出其灵魂所坚守的精神高度。他用诗歌重新定义陕西这块土地，其作品让我们看到我们诗人的高贵和知识分子的坚守。
商 震（著名诗人、《诗刊》常务副主编）：
我从来不认为陕西的诗歌弱，陕西诗歌的集团性力量是很强大的，有很多诗人也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在当代的诗歌文本上，有他们个人的符号和意义。我要谈的是王琪，王琪是青年诗人，我认为他的上升空间很大。王琪目前诗歌中所表现的特点是在一些质朴平静的语言下面，埋藏了巨大的热量，埋藏了火，很像一杯酒，远看是清亮的、平静的水，其实是埋伏了巨大的能量和热量，但是能激发激情的酒精。王琪的审美是很传统，无论从他对事物的判断，对情感的判断，对身边环境的判断，都是源于我们传统的审美方式、审美角度和审美的约定俗成，比如说忠孝廉耻。另外一方面我担心像他这种没有破坏力的青年诗人还能走多远，其作品很多，但确实在思维的破坏性上显得不够。他在表现手段上，他因为审美视角传统，所以他表现手段也传统，地域性很强，他虽然用了现代诗化的词语，但是依然带着民歌的成分，借助了民歌的结构，这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吸纳的不够，不够巧妙与灵活。所有这些问题也是他以后要去解决的。
宋 逖（著名诗人）：
就我多年来对陕西诗歌的跟踪与了解、对诗歌质感的超验性眺望，让我对诗歌有着新的入口。上个月鲁迅诗歌奖得主阎安的诗集《整理石头》，我最近一直在读，感觉是对其诗歌的一次“缓”性质的“重症监护”。阎安的30年诗歌探索深入到了诗歌的另外的维度。《与蜘蛛同在的大地》的那种前意识性质的深度诗歌意志，到他的代表作《玩具城》的乌托邦性质的预言所展现的“所有事物的后背”和这部《整理石头》;诗歌的信仰在此中体现出的是什么？阎安的诗歌流变在30多年的“灵魂整理”后，最近我突然意识到，他诗歌体现的一些道路性质的“元气”，已经成为当代诗歌一部分领域中一种承上启下的元素和路标，已经成为“他是所有人的故乡”。在阅读黄海这些更年轻一代诗人的时候，这样的感觉越发强烈。阎安诗歌中出现的某些基调和元气性的东西，在后来的诗人中也会以变调和变奏的方式重新出现。比如阎安笔下的今日陕北和黄海的《神木县》里那种一脉相通的来自陕北大地的悲悯。那种含混的但是深入灵魂骨髓的东西，那种被阎安本人在早年比喻为“蜘蛛”或“石头”的象征，正是陕北诗歌的根，正是对苍白的诗歌现状的一次“重症监护”。
这次读阎安的诗歌，我感触深的一点是阎安所营建的诗歌的“气场乌托邦”。但是仅仅是气场吗？实质是一种眺望的启程，对故国的出发。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找回乡愁或信仰，实质上找回元气之本初心的“修正”，一种“重症监护”。同样，对于和阎安同时出现的那一批先驱性质的诗人。即是“陕北”这一诗歌“地址”为我们贡献的代言性质的诗人，比如早期的谣曲王李岩，比如伊沙、比如沈奇、李震或赵琼、秦巴子，小提琴诗人尚飞鹏、小宗等等。这些珍贵混杂的浩大的传统，是当代陕军诗歌的宝贵财富。现在诗人的创作正是在延续这一诗学传统，所以在谈黄海诗歌之前，我这样梳理下对诗歌的把握。
对于黄海而言，诗歌或许就是“在两座医院之间”的一次重症监护。在他的诗歌中出现的诗歌的地点是如此“重口味”，是如此的“等待的那一天没有到来”，也是如此的和他的前代诗人一样给予当代诗歌以“陕北的观察力”，这种在秦岭之北的诗歌，这种“把故乡的赤土炼成铁”的诗歌，让我不由想起前几年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海》。几乎是相同的冷酷的基调，诗歌的维度被在口语诗里重新发现。黄海般的怒波在如“救护车”般定位深夜，定位诗歌和现实中的“医院的停车场”和24小时都开着的“急诊室”，定位那个几乎无法出现的“戈多”。黄海的诗歌定位如此震惊着我，这是陕西诗歌的新的异声。
我不知道黄海的职业和任何个人背景。但是在他的诗歌中出现的如“重症监护”般的观察力和凝望让我震惊。当代汉语诗歌确实是需要来一次“重症监护”的。生于后70年代的诗人黄海的诗歌就是这样来“写故乡”，来“寻找自己消失的房子”。他的那首《纬二街》初读有点韩东或伊沙的气质，但是你深入进去则是一片更深不可测的现实之海。含混、记录电影性质的隐晦。在黄海诗歌的“两所医院”之间出现的是现实之中还是诗歌之中的病人？我们无法确知。他的那首《暴雨之诗》结尾的“小便”场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当年伊沙的《车过黄河》。但是几乎二十到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样在诗歌中的描述到底要击中的是什么样的诗歌或非诗歌的要点呢？在这首诗歌里“雨越下越大”，而时代被彻底停滞了。“漆黑一片的大地，只能听到雨声。”这些打在宇宙的玻璃上的雨是那“等待戈多”的“尿点”吗？诗歌是宇宙的“尿点”吗？黄海的诗歌就这样从现实中衍变着荒谬感。
《神木县》几乎是差一点被我“忽略”过去的一首诗歌。这是今天的陕北，这是今天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给它写的圣歌或殇歌。在黄海看来，诗歌或未来几乎都是一双无法扑捉到的灰色海鸥。“陕北的大地，被掏空的身体，蜂窝煤球一样”。黄海的诗歌在“路政和交警”，在“异地车牌和口音”，在南方和北方之间看到超现实，但是看不到未来。“神木县，我看你，少数的人相安无事。”这样当下时代的神木县志，该有多少人为之凝望、为之哀歌、为之返回故乡，或者为之让灵魂“路上的轮胎发烫”呢？ 在对黄海的诗歌进行一次非重症监护性质的解读后，我想再次说的是，诗歌创作并不是简单的“把花朵还给春天”。诗歌创作是一种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重症监护”般的灵魂之战。只有这样，缪斯女神，才能够把诗歌的名字还给你。让我们一起共勉。
臧 棣（著名诗人、批评家、北大中文系博导）：
陕西的诗人让我们生活在平原的诗人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我总觉得陕西诗人既多样又很有个性，还有一点就是陕西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为诗歌带来的一种自信，像阎安、秦巴子等很多诗人的写作都有这些出于语言上独特自信。我要讲的是周公度和王琪，这两位诗人相对而言，没有特别清晰的面目。
周公度的诗写得比较犀利，有洞察感，非常精准、锤炼，他的诗歌的想法非常内秀。在类型上，他的写作偏向于质性写作，诗人主要用先知的面具或者口吻。他写得比较低调，就知性写作有一个核心，就是要把编撰的经验如何带到更广阔的人类的背景之中，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个难度，就是你要把内心的经验放到更广阔的人类的背景之中，怎么放进去，放到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拿捏功夫。我觉得周公度是隐性的波德莱尔，他在很多方面显得比较内秀，这种低调的处理，风度而有节制。他提供的十首诗，放到当代诗歌里去，我觉得都可以说是精品，所以让我觉得很吃惊。这些诗都很短小，但放到更广阔的人类诗词的背景中去的话，会闪现出非常独特的、内在的、经验上的张力，这也显示出诗人在记忆上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他的转化能力非常非常强。
我谈下周公度的《萨特信笺》。他把萨特的爱情史用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把一个很简单的经验、一个片段，放到另外一个背景里面去，通过这种未知进行转换，我觉得激活了很多震惊性的体验，萨特也特别善于这样处理文字。周公度对诗歌带来一种新的处理方式，我觉得非常独特。他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点像古代的那种诗人，但是又跟古代诗人不一样，他还是保持中国当代诗人内在的张力。我觉得周公度的这个技巧，可能会给当代诗歌带来启示。
王琪的诗歌比较偏向于内心的感受，写得很安静。但是在语言的行进中，内心里面还是有紧张感。所以我觉得在内心上，可以把他归结为一个自然诗人，但是跟古代的自然诗人又不一样，他的出发点是探讨在现代生存里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觉得他的诗歌，有点像一个古代诗人在现代生活里复杂的遭遇。作为一个诗人，他喜欢看到那个东西，都是对现在消亡和衰落的敏感。他也写到了绝望情绪，但是他也没有陷入到那样一个情绪。对诗歌的处理上，我觉得他无论在情境上、人物使用上，都有提纯、纯粹的处理方式。他的语言，没有强烈的现场感，有点像做梦的语言，但又不是苍白的做梦方式，所以他用的语言也比较偏重内向。他写作的主题，比如说他的信仰只是起到时光的，古典时光的，或者某种时光的衰落，信仰的艰难，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他对人生片段的感怀，转向对世界本真的、深邃的追寻。在追寻的时候，可能跟很多诗人出现挑战。王琪的诗比较内敛，诗歌整体风格上有点像古典诗人在现代世界生活。
谭五昌（著名诗评家、北师大教授）：
陕西诗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陕西的生态是多元化，但总体追求一种质朴，比如像第广龙、远村、王琪等，他们把陕西文化展示得非常鲜明。耿翔的优点非常鲜明，他的缺点也是太过于本土化了，就是他把视野要扩展得更大;第广龙先生，他的本土写作、叙事上表现得很优秀;王琪刚才臧棣说得很到位，我也很认可。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第二个是口语化写作，追求幽默机制的美学效果。但是伊沙、秦巴子、黄海，他们肯定又有自己的追求。
第三个是诗既有口语又有书面语，有深刻美学的效果，代表人物是阎安、李岩、梁亚军。李岩他其实大大突破了本土经验的书写，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既有本土经验，又超越本土经验，展开全国性、世界性的眼光，而且现代性的经验展示得非常鲜明、深刻，我觉得他是陕西诗歌一个“异类”。另外梁亚军他是80后诗人，他的耳朵失聪，他的诗歌《我不能说》让我体会到一个听不到声音的人的痛苦，作品非常真诚，非常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深度，这样诗歌的写作方式我非常欣赏。
第四个是女性写作，像在座的李小洛，还有刘亚丽等。我认为她们是很优秀的陕西女诗人，不能忽略。她们写作技巧很高超，有自己的语言，写得很大气也很纯粹。
陕西诗歌如果要获得更大的成就，那么我个人建议：在坚持本土化的基础上，一定要扩大世界性的眼光，要坚持做到个性化的写作。因为真正的诗人一定要凸显自己的风格。无论什么意义上，一定要有辨识度。诗人一定要通过个性化的审美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诗艺，在这一点上，阎安做得特别好，值得深入关注探讨，《整理石头》荣获鲁奖绝对不是偶然的。
吴思敬（著名诗评家、首都师大博导）：
陕西诗歌实际上在我们全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它绝对不是一个所谓小省，陕西早就称得上是诗歌大省，今天来的16个诗人，应该就是我们陕西近年涌现的非常优秀的诗人。由于事先分工，我谨就给我分工的伊沙和李小洛这两位诗人，谈一谈我的看法，同时是对这两位诗人的分析，能印证我们陕西诗歌的成就。
在我看来，伊沙在精神上是和北岛有某种相通之处，他是一位战士诗人。在90年代特定的精神环境下，他首先受美国诗人金斯堡的影响，他视其为青年时的“诗歌教父”。当时在美国的诗坛上，很多人非常恨金斯堡，而且要给他扣很多帽子，但是最后他在诗坛屹立起来了，而且来到了我们国家。我觉得伊沙和金斯堡很相似，由于历史条件，他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他也许走的是北岛这样诗人的路子，但是恰恰在一定程度上的文艺宽松，使得金斯堡和走金斯堡这个路子的诗人，能够在我们国家出现。
伊沙的作品可能也受到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罗伯格-里耶确认物是刻薄存在，物就是物，没有什么物我同心。通过对伊沙的阅读，能肯定他对罗伯格-里耶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比如他的代表作《车过黄河》就是倍受争议的作品，但是确实是伊沙对我们当下这个诗坛的理解。如果要从正常的观念，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这点上，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尤其在我这个年龄，那就会觉得，为什么他把黄河这么写？确实感到有些不理解。 但是如果用罗伯格-里耶这个理论，黄河是什么？它本身确实就是没有什么物我同心，所以我们把黄河所赋予的民族精神，毫无意义。现在伊沙在他的作品当中把它展示出来，而他写的恰恰是黄河。他如果写别的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冲击力。这首诗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是我们90年代以后，诗坛非常独特的文本，一定会留下来，它是作为伊沙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反抗。
伊沙为什么写这样的诗歌，我觉得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采取口语化写作方式，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无法阅读。
伊沙写作当中，体现的是诗歌的丰富性。他不光是一种写法，我觉得他是有多种写法的，例如他的情诗也写得很美。伊沙的作品不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但是他的这些文本绝对是我们时代的标签，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对伊沙做全面的综述，伊沙这个诗人在我们社会当中往往是不被理解的、是挨骂的，所以他所挨的骂很多很多，他当然也有些在我看来是很幼稚的，包括错误的原型。但是陕西作协包容了他，陕西作协今天能够让他作为16个代表诗人之一出席这个会，表现了陕西作协领导的眼光。这是对文学的宽容，允许伊沙这样一个诗歌中的异类存在。
孙新峰（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伊沙和秦巴子是陕西诗坛两位老兵。近些年他们的诗歌开始回归中国传统，回归口语写作，关注当下生活，关切民生，抒写了大量的另类质地的“口水诗”。他们把诗歌严谨、拘谨的元素彻底消解、协调掉了，但却柔中带刚，不乏张力和犀利感。读起来比较容易进入。这两位实力诗人，他们处在陕西诗歌的最前沿，态度雍容、从容，一定意义上将诗歌的语言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力图在语言上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
我很喜欢伊沙的《车过黄河》，肉体生存永远大于理念！他的《饿死诗人》《中国底层》传真出一种对诗歌无法参与火热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感喟和对诗人身份的质疑，以及对底层民生的深度关切。秦巴子的诗歌，早期很有哲学意义，比如这次选取的90年代诗作。善用意象，很有思想，如《中药房》：“药救不了死亡”“一切活物都有疾病，一旦死去皆可入药”等。还有《雕塑家》，对诗人身份进行了重新体认，很有个性。近些年他进行了大量口水诗的创作，注重实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诗作的艺术性。
我给这两个处在一线、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的建议是：口水诗写作有风险。力戒油滑，节制才情，继续敬畏诗歌，继续开阔心胸和诗境，力图走得更远！
成路近些年诗歌依然注重诡奇的诗歌意象，用思想写诗，追求诗歌的艺术性，尤其体现在对历史、文化、宗教等的深度触摸、理解、把握、呈现上。桅杆、沙漠、大海、黄河、风群、祖母等是其诗歌的关键词。其《母水》入围鲁迅文学奖备选作品，《火焰之外》诗集也有很好的反响。新诗《彤的颜色》更是和西方文学对接之作，深刻、新颖、鲜活，他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探索，诗歌越写越精致，他将陕西的诗歌写作水平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给成路的建议是：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尽量将诗歌写得通透点、通俗点，增大受众面。
耿翔诗歌是深深扎根于土地的诗歌。石头、马坊、父母是其诗歌主要意象。尤其是他的“马坊”组诗最为典型。耿翔一直在诗歌的根性上探寻，他像蚯蚓一样在大地深处穿行，诗歌写得很纯粹。善于处理节奏，有乐感，血泪写诗，字字入心。
李小洛诗歌首先体现出一种女性的温情。文字质朴并给人温暖的感觉，她的诗有灵魂的投影。比如《偏爱》。其次，小洛的诗歌中有一种女诗人很少见的家国情怀，如《省下我》《对大地的两个请求》，有舒婷的风格;另外，她的诗玲珑剔透，而且很简洁干脆，往往结尾点题。有很大发展潜力。
横行胭脂的诗歌，写意由心，率性挥洒，体现出一种“唯真”的特点。是否“唯美”尚待观察。尤其是近些年，她的诗歌已经不讲究结构的规整，篇幅的长短，而是转向生命意识的彰显，坚持向人的灵魂深处钻探。最喜欢她的《候诊室》，写出了欲望、贪婪、背叛――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病了，是现代病，必须得去看医生。
三色堇的诗歌主题主要是对美的追求和歌颂。体现出一种生命的热烈、飞扬的激情，往往一咏三叹，注重结构的完整和规范。注意炼句，刻意求新。尤其是《深秋》一诗写得较为出色。
周公度擅长写孤独。生命中深深的孤独，如等待知音，承受苦难等。善于用“简的意表达深的情”，善于运用长句子，汪洋恣肆，大开大合，写得冷静从容，其诗歌明显具有西方诗歌的影子，比较现代。多情、敏感。很喜欢他的“两封信”“一个通知”。
我最喜欢远村的“真正的诗人站在山下像一只蝎子甩着荒年的尾巴忽行忽止”！想象力丰富奇特。他的诗呈现出一种迷茫与无助。尤其是《大地向上》，表现在社会政治运动时期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面向大地的坚韧。他的诗有对历史的反问，有对自身存在的质疑。相对写得比较抽象和朦胧。
第广龙的诗主要写被现代文明扭曲的人。他的诗可读性极强。很温暖。很感动他的“住在坟墓里的父母像土豆一样温暖”。语言朴实形象通俗，但思想独到，很接地气，有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有生活气息。
王琪是陕西青年新锐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具有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特征，他的诗歌有思想、有意境，有哲学意味，体现出一种纵深感、相当深邃的感觉。而且有穿透力。写得比较唯美。
李岩提供的诗歌都写得很精致，可以说没有废品。情感真挚厚重，特别是《北方叙事》《削玻璃》等诗。文字具有力度，洞穿灵魂，有着北方人的粗犷、豪放，而《台阶上的铜马勺》又是以细腻的笔调去抒写，注重自我情感自然流露。另外，他的诗歌充满画面感，很有艺术韵味。
霍竹山始终对生活充满新奇感、新鲜感。写农村题材，写底层生活。是陕西新乡土诗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生发诗意。他的诗充满着陕北的味道，爱的味道，生活的味道，底层的味道。
黄海的诗有现代人的话语感，诗意直接，生活气息浓厚，爱憎分明，有立场，有判断，有朝气。敢于直露现代生活弊病，讽刺意味强烈。 白麟的诗歌整体唯美，文雅。比较传统。十分讲究语言的锤炼。他的诗歌回归《诗经》传统，特别注意诗境的营造，还有音乐画面感，宛如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面对着渭河浅吟低唱，尤以《慢下来》《音画里的暗香》诗集等最为典型。另外，他的诗歌体现出一种有节制的抒情，感伤之中又透着一丝阳光。
梁亚军因为耳朵听力出问题，诗人只能用眼睛、内心去感知生活，用整个身体去感知生命。诗歌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回声》诗集主要写生命的呐喊和疼痛。尤其近年在《诗刊》上发表的系列组诗。许多地方写得很狞厉，但是充满真诚。
可以看到，陕西这些实力诗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写个性、写新生活、写大时代小感伤。他们坚持为人民而写、为陕西而写、为自我而写。应该注意的是，陕西诗歌和陕西小说一直是同步的。尤其是新时期陕西诗歌。众所周知，“文革”之后，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诗歌也是如此。从舒婷、北岛等朦胧诗开始，陕西新时期诗歌也全面进入到自我个性写作层面。多年经营，陕西诗歌整体品质独特，质地精良。可以看到，30年来，陕西诗歌也一直在做去魅和还原的工作。口语化、自由新诗成为写作潮流。诗歌写作自由度、伸展空间不断扩大。使得陕西诗歌更接地气（这其中也不令回归传统之力作，也不乏仰望星空之作）。可以说，陕西新时期以来，各文体中，小说业绩明显，而诗歌转型的成就最大。
西 川（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中央美院教授）：
在座的诗人朋友里面，有些我读过他们的诗，有些我也熟悉，有些人没有那么熟悉。刚才张清华讲到正大和颓废，我觉得在陕西的诗歌里边，老老少少合在一起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稍微引申一点，就是所谓的正大。凡是正大的人一定是有远方的，凡是颓废的人基本上是写当下。颓废和当下这个关系、正大和远方这样的关系，可能构成文学的框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为什么陕西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正大和颓废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更深入地讨论的，跟这块的地理、跟这块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不光是陕西的诗，其实哪儿的诗都一样。诗歌里边的地理因素其实并不是那么强。其实诗歌跟地域、跟这个地方说话的方式、这个人吃饭的方式，没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当代诗歌里边，可能有些人强调这个，有些人不强调这个。那么，强调的人是一套写法，不强调的人是另一套写法。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些可辨识度不那么高的诗人有一个共性，一方面处理的是农业社会，另外一方面这个农业社会又处理得比较洋气。我经常看到这种写法，又要写我的老父亲，说我老父亲的时候，又说我老父亲非常有灵魂。既要赶庙会，又要写到灵魂的高度，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别扭着的。不是说赶庙会的人没有灵魂的高度，而是说赶庙会有庙会的写法，赶庙会有赶庙会的语言。我自己觉得其实不一定是陕西的诗歌，我读的这些诗歌里边，我觉得优点不是局限于陕西，优点也是全国性的，缺点也是全国性的，这里边当然优点也能说出很多，缺点也能说出很多。
我评论的诗人是阎安、远村和王琪。因为阎安我以前见过他，我对阎安的印象非常好，阎安让我觉得是比较正的一个人。其实远村也是比较正的，王琪也是比较正的，他们的诗当然都很有诗意。这种正或者正大的写作的难处在于：就是诗歌太正。诗歌太正了以后，你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超越能力。我们写诗歌，它的诗歌地址，它的文学地址，或者做艺术它的地址在哪儿？如果地址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这时候要求这个人的超越能力特别大。这个超越能力就包括了阅读、关怀、你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写作，不需要那么大的超越能力。在边缘写作的人你搞怪就行。因为我是美术学院的教授，美术学院搞怪的人特别多。基本上他的地址比较边缘，还有一种是边缘和中间之间的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的诗人。所以你选择不同的诗歌地址，你的难处就不一样。我想阎安和远村他们的诗都很有诗意。远村写的《一个人的天堂》，阎安诗里边说“像闯入异地一样深入本地”，我觉得这都写得很有意思，当然这里面难度也很大。
汪剑钊（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北外博导）：
我和陕西诗歌的友谊应该有将近20年了，今天我要讲的是李岩和周公度。
李岩的诗歌有非常独特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他就是中国的洛尔迦。这种称呼也就意味着其诗歌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有西方现代诗歌的精神深度。他的诗歌作品以精妙绝伦的想象和丰富多彩的超现实主义更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传统。其奇崛的想象力、高标独树的语言风格为诗歌艺术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周公度我们从2009年认识，我感觉周公度整个创作的面貌不能完全展示他，他现在在诗歌里面，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跨文体的东西。这一部分的作品是散文化的写作，他本身是诗歌，而不是散文，但是他在散文中找到了诗意，他也在这种跨文体的写作中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另外我觉得，周公度诗歌在处理日常欲望，这个表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几年，诗歌题材上禁区打开了，好像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写的时候，就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三四流诗人的作品，他写生殖器官的罗列，你读他的东西就进入到某种性方面的东西，你体现不到诗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周公度做得是非常好，他赋予欲望诗意，把性最美好的部分用诗歌呈现出来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他有一首诗《中年的尴尬》。读这首诗，有时我会流泪不已，我觉得周公度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诗人，但是我觉得在他这首描写中年的诗歌，我看到他背后的东西，或者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觉得用这么一句话可以概括：理性深处是情感。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惊奇。
何向阳（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我首先讲一下李小洛，她的诗从2003年到现在，我一直追踪着看。总得来说，她没有浓郁的、强烈的、灼热的女性意识。她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女性意识的表述，她也没有快节奏、打击性、破坏性很强的那种女权的意识。她的个性非常强，她的作品整个风貌、节奏是一种舒缓的、深郁的、深思性的。从整体风格上来说，她非常忧郁，而且也很执着，但是她的个性绝对不是说忧郁、沉思、沉静能概括的，她非常铿锵有力。 刚才吴思敬老师也谈到李小洛的“慢”，娓娓道来那种，我再补充一点，她除了慢之外还有一种冷。她的那种冷静，她的那种理性、那种穿透性，在她诗的整体风貌中，具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她的冷静，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冷漠的感觉。但是这个冷里头，它是包着火的。我看到，2004年她发的一组诗。这组诗里头，总是写到冬天、写到雪、写到你感觉寒冷的一种状态。比如《想起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冬天我想起一个人。整首诗写冬天，从雪地里一步一步拔起他走过的脚印，他可能回到了南方，回到了乡下老家。我一直有一句话想问他，那句话就一直这样搁着，像搁在冰面上的一条破船，一场春风吹来，终于吹破了我的面颊。她的诗歌里总是冰冷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又包着温馨，这温馨总是没说出来。2008年的时候，她总是在写隐隐约约的爱，写生命中对爱情的执着，但又有着恍惚的东西。她总是一层一层递进，冬天的印象总是不断出现，但是这个冬天总是被那个春天而融化。我觉得她的诗里，冷热总是在交替。这是她内心的一种挣扎、内心的一种搏斗的体现。
我觉得陕西作家创作以小说为盛，但诗歌从来不示弱，而且绝不逊色。如果没有这个会，可能我们搞诗论、搞诗评的这些评论家，不可能对陕西诗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然这16位也只是陕西众多诗人的一个代表，我相信这16位诗人是不完全的名单。从柳青一代开始，到路遥、贾平凹的传递，现在有阎安、耿翔、秦巴子一批人，新一代有李小洛这样的诗人。陕西文学的整体生态非常好。当然这个生态除了我们创作者、作家、诗人，包括散文家、评论家的支撑之外，我觉得还跟陕西作协宣传部的扶持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扶持，整个陕军才能这样生生不息，才能够走到今天，而且发展的队伍这么强大，而且各个门类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我觉得这个是毫不意外的。
罗振亚（著名诗评家、南开大学博导）：
每一个陕西诗人的风格非常鲜明。有的地方诗歌，只有一种风气，全部是一种写法。但是陕西诗歌非常不一样，而且特别有乡村性。陕西是一个具有古典诗歌传统的地方，但恰恰又是一个性非常强的盛产先锋诗歌的地方，比如阎安、伊沙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今天我讲的是黄海和霍竹山。
黄海的创作我非常熟悉，我想用举例来说明其诗歌的文本特征。他最近写的诗歌《小镇》很能代表其诗歌特点。他的人物感特别强烈，带有强烈的网络时代的诗歌特点。比如经常有口语，包括现代生活的一些景观，像手机如何融入时代的意象。其实口语诗歌是有难度的，优质的口语诗歌要么有大智慧，充满思考，要么语言非常精细。这两点黄海做得非常好，其精致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哲学意味。像《暴雨之诗》《父亲》《去动物园》等诗歌的概括性非常强，把片断性的摘取出来，这是需要他的一种思考在里面，否则不会把这个抽出来。每个人都需要发泄，包括他自己，包括建筑工人，通过很小的场景，大家都在小便，都市需要发泄的出来。像《小镇》这样的诗歌，将社会混乱的景观，包括人富裕起来后的变化，就很有特色地做了一个对比。
霍竹山把本土的，或者说很有历史感的黄土高原，进行了现代的转换。其中《白于山》具有代表性，他的语言非常有特点，像荞麦花里面打着灯笼，还有信天游的冷暖气质，生活气息非常强，把陕西的特点也抓得很准。比如像《县城调查》之中写到的底层调查，例举了很多年轻的母亲死于疾病。第一个是子宫癌，第二个乳腺增生，第三个是坐月子产后出血，第
四、第
五、第六个还有三个母亲死因不明，这是对现代底层生活的真实呈现。霍竹山的诗歌是经过个人化的思考与浓缩之后，将民族与地域的特点诗意地呈现给世界。
李少君（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
如今的陕西诗坛有一种健康和理想的生态格局，诗人虽然不善于道事，但是姿态应该是暗合了诗歌的本质，我觉得他们当中不缺少单打独斗的高手，比如说伊沙，他有非常复杂的特质，他的严肃和轻松，沉重与洒脱等等实际上是二元对立的。伊沙艺术上的结构立场，是结构和建构同时抓，魄中有力，通过互文等手段对事物进行还原，达到喜剧性的幽默效果。伊沙的诗歌打开了诗歌写作可能性的大门，特别是他幽默的风格，我觉得改变了传统诗歌的面貌。
横行胭脂诗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有其源于生命的内在冲动与撼动人心的情感经历。近期的《继续》《断沙》沉淀出了一种复杂的人生，也就是其超越了狭窄的女性情感的立场，尝试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图景中建构出诗歌的美学。思考和理性因子的介入，有的时候已经成了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横行胭脂在诗歌当中，用古典气息来传达现代人的情绪。她的诗歌会让人觉得有的语言过于轻浅。她的诗歌从来不化妆，一切都带着原始朦胧本真的状态，但是同样能够直指人心，指向人的内心深渊。
我觉得现在陕西诗坛可以说是群星闪烁，但是缺少太阳。拳头式的诗人还没有闪现，也就是说很难达到真正的繁荣。好在在这里面，陕西作协有多项措施促进诗歌发展，陕西有许多评论家作为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相信这片诗歌的高原上，以后会有更多的高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