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后，刘国定一开始先是利用地下党工作的原则和技巧，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让敌人误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地下党员，差点被释放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敌人随后抓来的另一个人竟然将他指认了出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被捕前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也是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之一。从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和档案里，已经查找不到任何一张他的照片，但脱险志士孙重在60多年前曾经和他见过两次。据孙重回忆，冉益智不仅形象好，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也很熟悉，经常在党员会议上侃侃而谈。他很会宣传，经常对大家说共产党员要保持气节、宁死不屈。如果被捕要不怕威胁利诱。
可是，在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市委书记刘国定先后被捕后，他却原形毕露。当时市委班子的4个人中，两个人已经被特务控制，只剩下副书记冉益智和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危急的情况下，李维嘉心急如焚，希望找到冉益智商议对策。但他推三阻四，生怕被捕。无奈之下，李维嘉请出了重庆市委的上级肖泽宽，向冉益智传达了最后通牒，严令他一定要来。
他们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北碚公园的红楼。按照地下党的纪律，同志们接头必须准时，时间一到，如果有人没来必须立刻撤退。可这一次，冉益智又迟迟没有露面。李维嘉和肖泽宽觉得情况不对，两个人立刻离开。而冉益智迟到了大约20分钟，正四处张望，与一帮得到消息扑来的特务迎面撞上。特务们抓住了冉益智，立刻把他带到附近的松鹤楼进行审讯。
刚开始，冉益智什么也不说。特务见状，就拿被子把他捂住，威胁道：“不把情况说清楚就把你捂死。”据当年参与抓捕的国民党特务后来交代，他们用被子一捂，冉益智尿都吓了出来，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你们两天前抓的刘国定就是我上级。”这个经常就革命党人的气节侃侃而谈的人，在被特务抓住以后不到1个小时，就叛变了。
由于冉益智的指认，刘国定的身份彻底暴露。此时摆在刘国定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斗争到底，要么出卖同志。遗憾的是，这位重庆地下党的一把手选择了后者。而让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国定叛变后，交代的第一个同志竟然是一名普通党员何忠发。当时地下党以组织的名义开办了一家汉利药房，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也是经费来源。何忠发在汉利药房管理经费。刘国定因为生活腐化，一直想再娶一个姨太太，早就打起了党内经费的主意，想从何忠发那里借点公款搞投资。
罗广斌在脱险后向党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刘国定）有一次私人找何借钱做生意，何说‘组织上的钱不能借，我自己也没钱借给你。’刘就诬陷他手上有多少组织上的黄金等，硬要他拿出来。”刘国定本来想借党组织的手除掉这个不听话的下属。重庆市委上级曾经亲自前来调查，发现刘国定在撒谎，但并没有对他进行处罚。而一直在党内没有除掉何忠发的刘国定，叛变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借特务的手除掉他。1949年11月14日，何忠发被特务秘密杀害。
其实，从市委书记到叛徒，刘国定的蜕变早就有迹可循。比如逢年过节经常给自己的家人添置高档东西;和其他同志接头，明明对方的经济条件比自己差，他却经常要求别人请吃饭。如果当初党组织能够果断地对刘采取调离措施，或不让他主管经济工作，川东地下党组织后来的结果，或许就不会是像当时一样的悲剧。
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曾说：在被捕前，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整个组织，太沉重，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