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因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而被驱逐出境、流亡美国的胡秋原，也于1937年11月19日，回到汉口共赴国难。他主办《时代日报》，揭橥“巩固统一，抗日到底”，发起成立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联络国际名流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等声援中国抗战。
胡秋原专访陈独秀，畅谈抗战“三要素”
当时的《时代日报》编辑部就在陈独秀住所的隔壁。
胡秋原得知陈独秀夫妇就住在报社隔壁的汉口德润里后，特地与社长刘叔模一起前去拜访陈独秀。
敲开门，一位家庭妇女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是一幢颇具庭园风味的旧式平屋，开门者正是陈独秀的第3任夫人潘兰珍。
胡秋原以为，政治上失意的陈独秀一定很颓废。但他所见到的陈独秀虽然身着长衫，犹如一个杂货铺老板，但依然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滔滔不绝。他说，由于在监狱里养成了来往踱步习惯，他出来后仍旧坚持着，每天早晨就在屋前荒芜的园子里溜步。
胡秋原首先向陈独秀送上一份当日出版的《时代日报》，陈独秀接过报纸后对胡秋原说，他一直在关注《时代日报》的社论，十分赞成其观点。同时，陈独秀也赠送胡秋原一叠宣传抗日的演讲稿。其中包括他应邀前往华中大学、汉口青年会、武汉大学等处演讲的演讲稿，后收入其新著《我的抗战意见》。
胡秋原浏览了一下后表示，希望陈独秀同意这些演讲稿在《时代日报》摘发。同时，胡秋原请求向陈独秀做一次专访。陈独秀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当即，他先介绍了自己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发生时的心情――
陈独秀当时在狱中可以看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消息后，立即托人打酒买菜，对同狱的人说，今天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来的烈士，第二杯祭自己牺牲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然后大哭起来。
与陈独秀一同入狱的濮清泉回忆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接着，陈独秀道出了出狱后，各方纷纷向他伸出的橄榄枝――
自北大就结为知己的同乡好友胡适认为，以陈独秀的个性不宜在国内待下去，有意安排他出国，以避开政治是非。于是，胡适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让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可是，我行我素的陈独秀则声称：我的“生活很简单，也厌烦见生人。”没有接受胡适的好意。
国民党各派也有意拉拢他。先是周佛海、陈公博拉他进“低调俱乐部”。接着，蒋介石又想让陈独秀进国民政府当劳动部长，并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新共党”，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再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也厌倦了“托派”纠缠不清的内斗，拒绝托派组织接他回上海。
当胡秋原请陈独秀畅谈对当前抗战的主张时，他顿时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他说：“虽然目前战况对我军不利，但我对抗战很乐观，正如拿破仑所说，打仗要靠‘三M’，那就是morale（士气）、ammo（军火）和money（金钱）。中国有的是人，至于军火与金钱嘛，事在人为！所以，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三样，就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陈先生的观点对极了。速战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打败日寇的。”胡秋原接着陈独秀的话题说道。
“你说得好，我们就是要通过持久战，把小日本拖垮！”
“我要请教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对苏联与我国抗战的关系是怎样看？”胡秋原问。
“苏俄现在虽然供应飞机给我们，并在道义上给予同情与支持，但是将来会怎么样？可就谁也不能保证了。至于目前的中共领导者我不想多说什么。不过，我认为，无论是从历史教训，还是近年来的现实来看，苏俄是一个危险的伙伴。”
胡秋原惊奇地发现，这位中共早期领袖竟与自己的观点极其相似。他把自己在苏联见闻娓娓道来：
胡秋原在莫斯科编辑《救国日报》《全民月刊》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有的苏联地图，竟将当时属于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划入其版图，甚为反感，他因而愤然辞职离苏。
胡秋原话音刚落，陈独秀顿时一骨碌站起来，紧紧地握着胡秋原的手说道：“秋原兄，好样的！”
正是这次面对面的交谈，他们从此就莫逆于心了。不久，胡秋原收到陈独秀的新著《我的抗战意见》。该书1938年3月由华中图书公司印行，收入了陈独秀的《抗日战争之意义》《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等5篇文章。
汪精卫“围剿”胡秋原，陈独秀拔刀相助
在迁往重庆途中，胡秋原让妻子敬幼如扶老母先行入川。真是无巧不成书，她们与陈独秀、郑学稼竟在同一轮船上相遇。胡秋原则于是年8月5日乘二十二集团军送公文的一架水上飞机飞渝。
陈独秀到达重庆不久，即由其同乡、留日好友邓仲纯（邓初），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的名绅富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以及与他曾有师生之谊的川籍军人杨鹏升等先后接济，定居江津。 此时的四川，由于国民党政府以统制经济为名，力行管制，结果导致官商勾结，奸商屯积居奇，黑市充斥其间。
胡秋原认为，敌人在不断进攻，我敌之间并无一个固定的界限，故他主张大力吸引沦陷区物资，在后方以各种方法如担保息、包销等奖励生产。这便是民族资本主义。
为此，胡秋原于8月底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一文，力劝政府放弃统制政策。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大讨论，即“资本主义论战”。
起初，大家都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讨论、批评。可是，令胡秋原莫名其妙的是，当时国民党的大员汪精卫却在中央纪念周上痛骂胡秋原的观点，并示意一人出来向国民党中央控告胡秋原。
陈独秀获悉后，立即站出来为胡秋原打抱不平，先后两次公开写信给《时事新报》总主笔与国民党中央，首先说明胡秋原的观点值得国民党当局重视，其次指出这纯属于学术研究问题，值得大家研究，不能以政治手段加以压迫。胡秋原回忆说：“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弟入川后，一九三八年
九、十月间，在薛农山主持之时事新报上发表此项主张，汪精卫大怒，嘱人控告，陈先生致函国民党中央，谓胡之主张值得研究，不可压迫。此后陈与薛通信中常提及弟名，薛亦屡以相示，故印象甚深。”
陈独秀的公开信发表后，著名政论家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主办的《政论旬刊》，也发表了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文章。郑学稼等学者都支持胡秋原的观点。慑于舆论的压力，告发胡秋原一事，也就草草收场了。
胡秋原暗助陈独秀，陈布雷伸出橄榄枝
1938年底，托派“临委”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绕道香港前往四川江津造访陈独秀，还带来了托洛斯基邀请他赴美的建议。窘迫中的陈独秀对于托洛斯基的关心和热情深为感动，然而他还是婉拒了。
不久，胡秋原收到一些陈独秀油印的文章。当时陈独秀的言论多受控制，国共两党的报刊都不愿刊登他的文章，即使刊登也往往是发表了上篇，而没有下篇。所以，陈独秀就让外甥将文章油印后分发友人。
次年初，重庆行营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除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职权外，特别推动“精神总动员”工作，张群任秘书长，胡秋原任秘书处机要室秘书。胡秋原将陈独秀的窘境告诉给张群，张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意在说服陈，为己所用。
陈独秀对说客坚定地表示：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0年11月间，张群奉调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陈布雷接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胡秋原因此与陈布雷共事，并任国民参政员。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告诉胡秋原，陈独秀将狱中完成的初稿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并预支了稿费5000元。可是，有一天窃贼破门而入将他的十多件衣服、被褥和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窃去，这对已经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偿还预支稿费的债务，他必须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然而终因身体等原因，此书未能全部出版。
尽管陈独秀晚年在政治上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生活举步维艰，但是精神上仍然“贫贱不能移”。老友朱蕴山见陈独秀日子艰难，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陈独秀却坚拒嗟来之食。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我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国民党要员任卓宣曾汇200元，也被陈独秀退回。
胡秋原在国防委员会，一方面与同事孙几伊感叹陈独秀的悲凉晚景，另一方面将陈独秀的境况告诉顶头上司陈布雷，希望其有所帮助。而且陈独秀的北大同事、“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字骝先），也曾与陈布雷谈及此事。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便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再次谢绝“嗟来之食”，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陈独秀昔日北京大学弟子张国焘将资助送到江津鹤山坪。
胡秋原去台后的1957年，时为台湾“中研院院长”的朱家骅，特聘胡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次，这两位在道义与资金上帮助过陈独秀的同仁，谈到朱家骅3次资助陈的旧事。其中一笔馈赠8000元（国币）的三通书信，现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书信云：
骝先我兄大鉴：
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
弟 陈布雷
布雷吾兄勋鉴：
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
弟 朱家骅
仲甫先生大鉴：
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颂时绥不宣。
弟 朱家骅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 独秀 启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书生气。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逝世，当时的国家通讯社“中央社”只发了3句话的消息，连陈独秀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也没有提及;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上海《申报》，所发新闻仅提到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著名学者，文学革命的先驱;《大公报》的一则短消息说：“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对国家或其个人，均不甚寂寞之感。”
时为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胡秋原，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慨然命笔写了一篇《悼陈仲甫先生》悼文，在《扫荡报》副刊上发表，称赞陈独秀有坚强的人格，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声春雷，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同时，叹惜其理论不足，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胡秋原的这篇文章，竟成为当时战时首都重庆媒体唯一刊登悼念陈独秀的一篇长文。
即使胡秋原后来去了台湾，仍然与好友台静农、郑学稼3人，以不同形式追忆、评论陈独秀。胡秋原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引了3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价，称陈独秀“是近30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台静农则在《联合报》发表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的学生而遗憾”，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还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等，将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