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体现在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上。因此，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家们开始将中国的经典和诗歌翻译介绍到西方。这其中，极为杰出的翻译家有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和庞德。面对异质文化，这些西方汉学家在其译作中采取了不同的归/异化翻译策略。文章将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分析说明他们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语言；文化；西方汉学家；翻译策略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体现在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上。因此，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东来，中国的经典和诗歌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西方。另一方面，洞察到西方社会病根的西方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在东方哲学中寻找出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是借助书本，竟也成为汉学方面的专家并译介了大量的中文典籍。这其中，极为杰出的翻译家有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韦利（Arthur Waley）和庞德（Ezra Pound）。面对异质文化，这些西方汉学家在其译作中采取了不同的归/异化翻译策略。文章将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分析说明他们的翻译策略。
一、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赖于语言的体现和传达。新词新语的出现很好地体现了语言承载文化的功能。比如，英语中的“typhoon”和汉语中的“比基尼”等外来词就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历史上，佛教和佛经的传入曾给汉语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同样也是文化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其次，语言对文化有巨大的反作用。当文化依赖语言去传播的时候，由于可能存在的语言和其所指之间的不对等，人们会对文化产生误读。这样，语言又反过来对文化施加了影响。正是因为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一般说来，高层次的语言理解意味着高层次的文化理解，反之亦然。
二、归/异化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指美国学者韦努蒂（L.Venuti）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该术语源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让读者靠近作者和让作者靠近读者，也就是后来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和“归化”。孙致礼教授也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简言之，归化法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表达的自然和流利；异化法以作者为中心，重在保持原作的丰姿和旨意。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篇好的译作是归化法和异化法结合使用的成果。
结合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翻译家对源语的理解会影响到同时也会受到他们对源语文化的理解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通过他们的翻译策略体现出来。
三、理雅各的翻译策略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停滞说”仍然相当盛行。欧洲人认为中国文化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毫无活力和变化，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理雅各显然接受了这种思想。这位在中国传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传教士（后为大学教授）在他出版的《中国经典》一书中将中国文化的滞后归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加以批判。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理雅各不能理解不信神的孔子。他认为，宗教会为人类提供一种前瞻性的视角；孔子不关心神，只关注人伦世事，这是非常短视和偏隘的。另外，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理雅各看来却是一种回避回答生死等重大问题的“不真诚的”态度。这种文化和语言的误解深深地影响了理雅各的翻译。例如，他将《诗经》中的“天”译作God，这显然是一种误译。因为先秦时期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圣经》中的上帝一类的神；即使有，也绝不是基督教信奉的God。又比如，为了强调宗教观，理雅各改变《诗经》的编排顺序，将最接近颂词的大雅置于最前，变为大雅、小雅和国风。同时，为了淡化诗歌的文体特征，他将颂译成无韵散体。这些归化翻译的案例更多地体现了文化理解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四、翟理斯的翻译策略
外交官翟理斯于十九世纪后期来到中国，后来成为热心汉语教学的著名汉学家。他毕生致力于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但受自身的文化身份所限，他理解的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固有观念的影响。
翟理斯较多地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他出版的《古今诗选》中的十首杜甫诗为例，归化法很突出的一个表现是译文诗题有意偏离原文诗题。杜诗不仅内容千锤百炼，诗题也格外考究，但是翟理斯翻译的所有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一致。比如，他将《江村》译为Home Joys（合家欢），使原题的曲折之美荡然无存。又如，他把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事的《琴台》直接处理成Ssu-ma Hisang-ju（司马相如），完全不顾作品中的历史典故和文学意象。这里，翻译家的翻译明显是受到了其文化理解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高度概括的方法是翻译家处理读者和作者的文化冲突、最后靠近读者的一种妥协。
五、韦利的翻译策略
韦利是西方汉学界的泰斗。他的《汉诗一百七十首》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汉诗》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韦利选诗的标准--那些既可以直译又不用改变诗歌特质的诗，另一方面和他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有关。这种有选择的翻译虽然不能展现汉诗的全貌，但是保证了韦利的译作可以最大可能地成为经典。 韦利反对翟理斯用词典雅、套用英诗格律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方法。在他看来，格律固然重要，但是因为两种语言的体系不同，所以英诗的格律绝不是中国诗歌的格律。为了兼顾诗歌格律和语言差异，韦利创造性地将跳跃韵运用到中国诗歌的翻译上，即用轻重音而不是英诗的音部来表现汉诗的节奏。这让他在翻译时既可以更灵活自如地使用目的语又保留了中国诗歌的原韵。可以说，韦利对汉语音韵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文化认识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西交流的深入，韦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较之理雅各和翟理斯显得更加中肯客观。这种更高层次的文化理解意味着他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语言理解。他将中国的“天”译为a collective world--people who dwell in the heaven，较精准地阐释了“天”的含义。甚至面对“上帝”一词时，他也没有译为God，而是supreme ancestor，因为韦利清楚中国文化中是没有God的概念的。
六、庞德的翻译策略
进入二十世纪，东方哲学在西方的一批诗人学者中被广泛推崇。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著名诗人庞德。庞德认为，孔子的思想指明了西方社会的病根，提供了拯救世界的方法和道路。西方历来崇尚的思辨只能带来分裂，而孔子的“正名”则会重建秩序。这表明，诗人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并积极学习外来文化。
庞德在翻译中国诗歌时提倡“保持诗歌的本质（活生生的内容），忽略或者牺牲无关紧要的外壳（韵律等）”。所以，他的译作中存在着大量的改译、增译甚至误译。很多时候，他好像不是在译作而是在创作。这种“随意的”翻译备受诟病，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他诗人的才华却总能使他的译作在错误之外还能反映原诗的情绪和气势。这其中最出名的一首诗是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长干行》）。可以说，庞德颠覆了传统翻译法。他的译作不同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翻译的诗歌作品。他的作品打破了译与作的界限，直接探寻原作的思想实质和文化内涵，使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也模糊了归化和异化的界限。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推进，西方汉学家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汉语的理解都在不断加深，二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这反映到他们的翻译策略上是归化为导向、目的语为强势文化的翻译开始向归化和异化同为导向、源语和目的语并重的翻译。甚至，在庞德那里，归化和异化的界限已经难以区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这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