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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学森之问”对我国教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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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学森之问”对我国教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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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习近平“五四讲话”以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反映出建国后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依然存在问题。文章通过简单解析“钱学森之问”,试探究疑问背后之原因,讨论杰出人才培养的出路。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人才培养;高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参加了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办的“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在活动中,习总书记同各界的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自此,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事实上,关于我国的教育问题,钱学森在他晚年已经直率地提了出来。

一、“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和含义

“李约瑟难题”其中一个解释是我国近代科技创新的缺失,钱学森在早年也意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早在他赴美留学期间就意识到在空气动力学、工程控制论等领域甚至是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科技创新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1955年回国后便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并主持“两弹一星”工程,对我国航天事业与国防科技等方面贡献非凡;甚至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不忘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创新的迫切问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根据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的记录,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与身边工作人员谈的,主题还是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学森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的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学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人们由此归纳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深刻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有关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专家们的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到中国当代教育创新精神的某种缺失,这里面共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与体制中一定有一些不适应近现代科学发展与教育进步的制约性消极因素。

二、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钱学森之问”形成的原因

(一)传统思想的影响

自孔子以来,多数学子就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被学子们奉为人生信条,科举入仕成为人生正途,工商异类被视为旁门左道,科技发明则往往被看做“奇技淫巧”。虽然1300年的科举考试早已不存在,但是“官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却远远没有被消除。现在每年“国考”的热潮就是个例证,公务员被视为“铁饭碗”,成了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职业首选,甚至很多已经有工作岗位的职工们宁可辞职备考公务员,由此可见这个“铁饭碗”的无穷魅力。 正是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

(二)学校考核评价体系的影响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想这几乎是所有经历过中学时代的人都不能忘怀的一句“名言”。在中学时代,大量的课程一般只通过卷面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没有实践考核环节。而且许多课程根本不安排或是尽可能少安排实习或实验,老师只是单纯的进行理论的分析和讲解,以致教学效果不佳,最终导致了学生的高分低能。到了大学,学生开始高呼“60分万岁”,甚至有些学生上学的目的就是混文凭,连高分也都谈不上了。

单一的考核评价体系不仅抹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抹杀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中小学只看老师所教班级的升学率和成绩排名,甚至有很多高中会对升学率高的班级老师进行奖励,这就更进一步使老师的教学盲目追求高分;大学里大部分是取决于教师的科研工作量,这使老师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情况而非教学质量。

(三)个人价值观的影响

在现在实用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大部分学生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毕业后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许多用人单位经常用文凭作为选拔、聘用以及劳资分配的依据,许多学生也以为只要有了文凭就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结果导致了“高文凭、低水平”现象的发生,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宗旨。更可悲的是,“以文凭为准”似乎是一种“心忧炭贱愿天寒”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大学校园里流行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思想热潮导致了太多的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扭曲,以至于他们缺乏学习的基本动力。

三、关于寻找“钱学森之问”出路的设想

(一)正确引导社会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助长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却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为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中国曾倡导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在当时备受争议的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无数青年学子发奋学习科学技术,但是重理轻文的理念同样不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最佳选择。

人们逐渐认识到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文理相通,逐步实现高中文理不再分科制度对人才的培养会有一个好的导向作用。钱学森曾讲过:“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无独有偶,大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强调了科学与艺术的紧密关联性。

(二)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在于促进个体“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钱学森之问”涉及的实际上是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具体来说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鉴于此,基础教育阶段,切实杜绝片面追求升学率或以升学率为唯一目的的教育现象,打破升学这一评价指标的霸主地位。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高等教育阶段,重塑大学“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三)加强教育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

教育与社会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教育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甚至可以说社会因素始终左右着教育的发展。单从教育论教育是片面的,我们应该从整个社会寻求解决之路。首先,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要从分尊重教育规律,真正采纳学术群体的合理建议;其次,社会用人单位在选拔员工时应该跳出惟文凭的怪圈;最后,家长应该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给教育献计献策,而非以对局外人的态度对教育进行非理性的责难。

四、结语

教育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高校难辞其咎,但也不仅仅是高校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一样,并不是讨论一个现象为什么发生了,而是要讨论一个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发生。钱老之问引人深思,如何培养杰出创新人才应作为教育界的重点课题加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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