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希望通过相关理论的分析、著作的阅读，以中西文化的比较观去研究他们对待巫术现象的差异，以及透过现象探讨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里运用东西方对待巫术两个具体事件，来找出共性，说明东西方差异，分析原因。在比较中，展望巫术的后续发展，对现阶段正确处理宗教、巫术等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原始巫术；高级宗教；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社会控制
一、相关理论探讨
（一）巫术与宗教
在探讨中西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之前，首先，应看到巫术同宗教之间的联系。正如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所体现的原始巫术和高级宗教所体现出的复杂关系，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特质。具体表现为，随着社会中对个人意识的强调，社会凝聚力降低，此时需要一种调控方式，巫术和宗教的产生满足了这一需要。换言之，不论是巫术还是宗教，均能够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这也是巫术的社会功能之一。
同时，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着质的差异。其一，宗教的出现是基于“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持久、稳定的联系，有着同一道德准则；而巫术则不然，巫师之间可能相互不了解，也没有固定的道义、准则，没有组织。其二，由于上述特性，也造成了巫师的行事出发点是基于利己主义，例如为自己赢得声誉、尊重等；而宗教成员，如基督教徒则秉承利他主义原则，奉献精神等。而这些特点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作者对萨满和基督教对“圣愚”的影响的不同表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由于宗教和巫术之间的交错关系，某些学者认为，高级宗教实际上是源于原始巫术的。基于上述论述，中西文化对巫术的态度的比较可以找到另一个线索进行发掘，即东西方宗教的比较中去发现东西方文化影响下巫术的不同特质。
（二）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对宗教的划分
从韦伯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东西方宗教的不同特质。韦伯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祭司为代表的维系、巩固既成的秩序；二是以先知为动力的变革既存的秩序。由此，韦伯将宗教划分为两种类型：禁欲主义宗教和神秘主义宗教。
禁欲主义宗教秉持入世理念，以介入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赋予“伦理型先知”特性，“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个具体的命令，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里韦伯以基督教为典型例证。
神秘主义宗教则借由出世即通过冥想默祷进入着魔入迷的附体状态达到救赎；其成员具有“楷模先知”特性，“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的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走过的路途。”。这里韦伯认为，东方宗教体现了这一特征。这里应当注意，由楷模先知引导而产生宗教观念这一做法，实际上需要受教者有相当程度的灵性、领悟能力和较高的教育水平，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往往由于领悟不到这种微言大义而产生偏差，以致产生迷信和巫术。这一点又再次将宗教和巫术密切联系起来。
这种宗教的划分和梳理对于理解中西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有着巨大作用。在下一部分的事实比较中，会详细说明这种分类，对于史实的解释力。
二、欧洲巫术大恐慌与1768年“叫魂”所引起的中国妖术恐慌
（一）现象比较
事实上可以看到，在中国、西方，巫术都曾引起恐慌。恐慌本身实际上是来自于未知，这一点是中西共通之处。可是在这两个事件中，却有一些不同之处，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文化对于巫术的不同态度。而这其中原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在范围上，中国妖术恐慌只限于一国范围内，其中有十二个大省份集中受到影响。并且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制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卷入这场风波中，而有多少人是作壁上观，对这种巫术抱持的是一种怀疑态度或是“看戏”态度还犹未可知。而欧洲巫术恐慌则在200年间不断蔓延，涉及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弥漫至殖民地内，包括了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教皇、国王，下至平民乃至流浪者卷入这场风暴中。数目惊人的巫师被处死，由于文献缺乏而未有精确人数记载。但芒克・托马斯估计总数为50万人左右。成千上万的人被指控为巫师，被处以火刑，火刑架到处林立。这一时期的欧洲整个被卷入这场“猎巫”浪潮中，而无法自拔。
在对象上，西方社会中所引起的巫术恐慌，实际上是针对“巫师”这一群体本身的敌意加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巫术”的排斥态度，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巫师”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出现就足以引起恐慌，即使没有做出什么举动都会引起当地居民的过激回应。这一点，在当时相关著作对于巫师的描绘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巫师能引起旱灾、雹灾、瘟疫、不育等灾难和不幸”；“女巫身上抹着‘魔鬼的油’（这油是用杀死的婴孩的油炼成的），滑上烟囱，骑上扫帚柄、纺锤式飞船飞跑……去参加女巫的集合；巫师们组成宗派，使得罪恶到处扩大蔓延，他们甚至用自己的鲜血起草盟约向魔鬼表示效忠”。当时的人们极度恐慌不安，对巫师既恐惧又憎恨，其对巫师的审判残酷而又荒唐：无论巫师为妇女、年轻姑娘，甚至是儿童，都用重物挤压他们的双腿，一直到骨髓从腿骨里迸射出来。而到中国，这场恐慌针对的则是某些“坏巫师”所引起的坏的结果的恐惧，简而言之，就是对“妖术”的恐惧。这里，区分“巫术”和“妖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曾对妖术下过一个具体的定义“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力量”。但从这一定义中，我们无法细致描绘出“妖术”与“巫术”的细微差别。但随后，他对两者做出简要区分：“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巫术”的使用古以有之，自殷商龟骨占卜，巫术从未引起大范围恐慌，何以到弘历年间却造成了灾难，这里可以得到解释，同欧洲不同，中国的这场恐慌针对的不是巫术而是某一类具体的巫术――妖术。更深一层看来，针对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某一种恶意的思维。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
（二）原因探析
然而事实上，针对东西方文化对于巫术的不同反映这一主题，仍然可以从这两件事例中得到部分解释。这里，归纳为两点：
其一，巫术与东西方宗教特质的冲突程度。这里可以用韦伯对宗教的划分去解释这一论断。根据韦伯的理论，西方社会，尤以基督教为代表，其精神特质是禁欲主义，注重的是伦理型先知具有宗教内部系统的规范，对其成员的控制性，以及具有广泛的威慑力。而巫术的传播，巫师的无组织性实际上打破了这些系统规范，具有的神秘性色彩使得巫术比基督教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基督教对成员控制力也受到了质疑。更进一步来说，实际上，引发了巫术的神秘性与西方基督教精神特质的强烈冲突。由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甚深，巫术的传播实际上对个人造成的是一种价值观的紊乱和冲突，从而引发个人的恐慌。反观东方社会，宗教特质为神秘主义宗教，其楷模型先知并不注重逻辑性，由于长期发展过程中靠的是冥想性思维获得知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很容易被误解，而导致迷信巫术。因此，在东方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常与“巫术”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相伴共生。由于某些共同特质，尤其在中国巫术存在历史已久，被社会成员所习惯性接受。由此，也解释了“萨满”现象在这块的大陆上的传播，以及其对“圣愚”的潜在影响，而未被排斥。
其二，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鉴于前面所阐述的巫术与宗教的社会功能，即对集体意识的强调，这种社会功能使得宗教和巫术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一种工具，然而这种工具被使用以及被对待的态度完全不同，那么就需要去从这种“使用者”身上寻找原因了，发现二者的不同特质就是东西方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了。对比当时欧洲社会统治者和中国社会统治者，可以看到二者对于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欧洲社会的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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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世纪出现近代化转型，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贫富差距悬殊，欧洲各国的明争暗斗，实际上削弱了对于统治阶层社会的控制程度。在这一情况下，教会权力异军突起，“工具”实际上已不甘当“工具”，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内可以和国家统治者分庭抗礼，出现了“工具”与“使用者”的“博弈”状况。宗教权力的崛起使得社会统治阶层心生排斥，而其所带来的衍生物“巫术”，自然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巫术”的存在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本身对于“巫术”的排斥和打压，加上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实际上，“巫术”处于两面夹击的状况中，从而在政治和宗教两种势力的引导下，引发了民众对于巫术的大恐慌。而这种恐慌心态一旦蔓延便迅速传播。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机制，以及“工具”与“使用者”的“博弈”未能找到权威的控制者，使得这种恐慌未能得到及时遏制，以致燎原之势，不可收拾。对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帝国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财富积累，官僚制度已经很成熟，在皇帝制度下，皇帝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宗教的工具性业已确立，皇帝已经能够成熟、巧妙的运用宗教乃至巫术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结合1768年“叫魂”所引起的中国妖术恐慌这一具体事例。更深层次上来说，可以说是皇帝借题发挥，对整个官僚机构的一个“大整饬”，主要包括清洗掉那些“常规化”“汉化”“被江南文化毒化的官吏”，为整个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即孔飞力在文中所述，“君主要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这场妖术恐慌能够很快结束，而没有大范围长时间蔓延，毕竟这种群众性的恐慌很难被遏制，其决定性因素就是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高和绝对权威的出现。因此这种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东西文化对待巫术态度的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中西文化影响下巫术的后续发展
（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欧洲的这场漫长的“巫术大恐慌”也随之拉下帷幕。而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全球化浪潮使得东西方差异不断缩小。同时共同唤起了对理性的关注，“巫术”立于理性反面也在社会的发展中日趋没落。
（二）宗教宽容
同时，随着各国政治制度的日益成熟，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加强。对于宗教以及巫术也日益宽容，宗教和巫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们转而对“巫文化”进行反思，寻找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三）中国“巫”文化的进一步挖掘
在中国，人们通过古文典籍中对“巫文化”记载，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这种“巫”文化精神理念已内化到人们的行为中，以某地的风俗、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各地呈现出不同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