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三联书店《读书》近二十载，每次拿到《读书》，都首先看封二陈四益先生那只有几百字的短文。我敢说，在众多作者中，能十多年坚持在一份杂志上以区区几百字的篇幅针砭时弊，且每中要害者，大概只有陈先生一人。
梁启超《自励》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近翻看2003年的《读书》，陈先生十年前写就的12篇短文，如今读来竟无一篇有过时之感。刑法上有所谓追诉时效，有些犯罪，超过一定年限，不必继续追究其罪责；但陈先生十年前所讽刺的那些怪现状，在今天却依然蓬勃昂扬，甚至愈益横行。
温故而知新，陈先生十年前的短文依旧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让读者受益良多。
一
2003年第一期《读书》的封二，陈先生发表《藏的历史》，其中说道：“中国历史上有藏书楼而无公共图书馆……因为是藏，所以生怕看的人多，这同公共图书馆希望看的人越多越好正相反”；“不只是书，还有档案，也是藏之唯恐不及”；“更为滑稽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也不让农民知道”。对此，陈先生一言以蔽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戏。”
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真相、发布真相，可许多的官方机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当初那个可以垄断一切信息的年代。只可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在人人是媒体的时代里，再想闭民之目塞民之听，技术门槛越来越高喽！
二
第二期，陈先生发表《美女作家》一文：今天早已是男女平权的社会，女子可以从事各种职业，其职业成就同色貌无关。作家前加上美女二字，缺少对女性人格的尊重。
美貌可以为个人形象加分，但美貌不等于知识、能力。放眼今日的求职市场，不少初入职场的女生依然不得不在求职简历上精心附一些尺度较大的艺术照。陈先生的倡议很好，可惜现实依然骨感。
三
第三期，陈先生在《政治家与文学》里开门见山：“政治家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就像别的什么家一样，会有他的视角……但是要求其他人都要统一到他的见解上来，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陈先生反对“使政治的权威当然地成为学术的权威、艺术的权威乃至科学的权威”，他呼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的大学精神。
如今看来，这样的揭示依然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权力与真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重合；政治家对文学对艺术，何尝不可以有自己个人的偏好，但也仅止于偏好即可，何必要强人所难，令人必从？强扭的瓜不甜啊！
四
第四期，陈先生发表《改良与革命》，针对当时所谓告别革命的论调说：“需要讨论的不是当初该不该革命，而是为什么会有革命而无法改良”，他提出“改良的前提是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渐进必须有‘进’，如果上层拖而不推，下层推而不动，就是渐进式改良的终结”。
这些话，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当时陈先生断言“当改当革的事情如果因着少数人的利益而一拖再拖，使多数人的希望变为绝望……”，如今看来，在有些事上，这十年前的预言真是若合符契，不幸言中。
五
第五期《流行的调料》，陈先生说：“流行的作品可以赢得市场，但很难成为真正的艺术。”这话也算是金玉良言，尽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依然算得上一个普遍的规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那些喧嚣一时的流行作品，有几个经得起时间的磨砺？
六
第六期《跟在后与领在前的》，陈先生说：“科学如果尾随于商业利益，进而牺牲科学的尊严，那它就变成了老虎的同伙。”他希望科学不能在实际上跟在商业利益、政治利益后面，成为证明那利益合理性的工具。
这些年来，科学界、社科界不断曝光的各种丑闻，哪个背后不是因为那不正当的利益驱使所致呢？
七
第七期，陈先生发表《不看脸色》，针对2003春夏非典流行之初有关方面对信息的封锁，痛切指出：“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科学一旦还要看权势的脸色，造福人类的科学就可能成为造祸人类的根苗”。
这些年来，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各种光怪陆离问题的发生，使中国人遭受了多少荼毒，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心理阴影。
八
第八期《说考差》，陈先生讲清朝选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去各省做乡试主考，也要先经过考试再择优选派，以免滥竽充数者混迹其中。陈先生建议：“凡要出洋考察，也不妨都考上一考”；“凡花钱考察而归来无建树者，不得再次差遣，有了这样的规矩，国家的钱是可以少浪费许多的”。
从那时到现在，三公消费，愈演愈烈。出国考察的福利也早从省部市县普及到了街道村组。许多拿着公款出国或赴港澳台考察的公务人员，不仅游山玩水，离题万里，而且所到之处，往往追腥逐臭、胡作非为，丢尽了党和国家的脸面。如果真能在出洋前先考他们一考，或者在他们出丑之后，即不许其再度出境给国家丢脸，即使不能治本，也毕竟能治治标吧！
九
第九期《思想的美妙》，陈先生说：“提倡一种思想时，能透过言表见内心才算懂得了中国的政治。要懂，其实也不难，诀窍是不要只看文字的花团锦簇，不要只看他信誓旦旦，要看他究竟如何动作。如果只是说说，再美妙的思想也化不成思想的美妙。”
这话真是经验之谈！招牌与实际，往往并不能由此及彼，甚至还可能大相径庭。自古以来，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利欲熏心的欺世盗名者不乏其人。
十
第十期《人治心态》，陈先生剖析当时的电视剧不是皇帝就是侠客：“这些人，都是不讲法治的。帝以权代法，侠以武乱法，谁的权势大，谁的拳头凶，谁就有理。”而有限的几部反腐剧里总是“一把手一到，一切矛盾涣然冰释，阳光灿烂，万物生辉……法治的要义难道还是一把手的最后裁决？”“如果一把手卷入了腐败或存心包庇罪犯，我们的法治还能否显示他的力量？”
陈先生以为人治心态不除，则中国法治无望。十年之后，充斥如此心态的电视剧却依然盘踞在我们的荧屏。
十一
第十一期《统一提法》，陈先生以为“提法，有时是要统一的，比如大政方针，中央提出，各地遵行，不能自行其是，这样才能令行政出。……提法有时又是不能统一的，因为局部既不同于全局，局部与局部之间情况也千差万别，以统一掩盖差别，往往贻误问题的解决。”
现实之中，总有人拉大旗作虎皮，借口统一说法来压制别人的不同意见，动辄强调什么什么可以压倒一切、什么什么实行一票否决。前些年的重庆不就弥漫着如此绝对专断、不由人家分说，更不许丝毫批评质疑的氛围吗？
十二
第十二期《借用院士》，陈先生说“隔行如隔山，院士对于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问题，他的见解未必比常人高明”，可现实中有人却把院士当成一种无往而不利的招牌，有些院士也“堕其彀中，乐此不疲”，到处为人站脚助威。
十年以前，院士的数量还不如今天这样多，如今的院士，诸如烟草院士、造假院士、贿选院士种种匪夷所思的丑闻，真令人有目不暇接、每况愈下之感，不胜唏嘘。
当初枚乘《七发》，令吴太子“然汗出，霍然病已”；陈先生2003年的这12篇短文，时至今日，可曾有几人“然汗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许多的问题至今仍旧“苟延残喘”而未能“霍然病已”！好在，陈先生依旧在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