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蕙菁，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硕士。著有小说、散文、传记《恶寒》、《步行书》、《杨牧》等近10种。曾获台湾文艺奖章、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
今年农历年来得早，上海市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当然也都早早就部署了春节返乡的运输方案。不过我也不孤单，公司里“外来人口”占大多数，差别只在近来或远来，近的可以从环线外开始算起，远的来自大江南北，西安、成都、哈尔滨、香港、台北乃至伦敦、纽约来的都有。大家平日活动空间高度重叠，一天八小时待在同一个写字楼里，中午在附近仅有的几家茶餐厅、农家菜、日本料理小店吃饭。要是用Google地图标出我们每个人的所在位置，则大部分时间都是挨着钉在同一点上。一到过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Google地图上的点忽作鸟兽散，走自己的路，取得各自的座标。
散是散了，但一问“农历年假期做什么”，得到的回答又都是：“回家，睡到自然醒。”我们对农历年的想象力其实不高，它是个容易被俗套化的节日，因为已预设好了要和家人团聚，要互相恭喜，不允许不吉利的事，打开电视所有人都穿红色的，应景的歌曲总是那些。
去年，虾虾发动创意部同事年后回上海时，都带上一瓶家乡特色酒。这个号召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响应，最后以创意部集体宿醉两天收场。今年文案阿Cain又假“二零零酒”年之名再度发起，有意把这个活动变成公司传统，春运回来就要春醉。我也收到邀请，但没有足够的酒胆回答。何况，带什么酒也挺考人的，我父亲是台湾宜兰人，宜兰好像不以酿酒见长。要是带台湾有名的金门高粱，我这辈子还没去过金门呢，实在很难称得上“家乡”。要是说在台北时喝的酒，有时是在公馆的咖啡店里喝比利时啤酒，佐无线上网。
某日忽然听见新闻说：“春运于今天正式启动。”这是内地每年都会有的报道，听到这则新闻就知道农历年将至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启动春运”几乎等于是个节气了，就像“霜降”或“惊蛰”之类的。实际上也是。如果从宇宙的角度鸟瞰地球，“启动春运”的这天，城里许多人就像垫虫醒来般动了起来，收好行李，搭上车、飞机，踏上归乡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