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省里来的领导汇报工作，马竹林为此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了六页发言稿。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的这位工作人员，会议开始前还在会场里偷偷念了几遍。“一定要讲普通话。”他叮嘱自己。可作为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他一开口还是浓重的陕西腔，“念了一半才发现不对”。
“可能还是有点儿不适应。”他面露难色地说。与自己的许多同事不同，成为公务员之前，30多岁的马竹林是位农民。除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在职进修的法律事务专科学历外，他的最高学历为“中专肄业”。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3年。陕西省当年开始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目前已有733位工人、农民和马竹林一样，成为公务员。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盯着汇报材料，马竹林认真地说。
“意外”
“意外”往往是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公务员首先想到的词语。
同马竹林一起被录取的秦涛记得，宣布录取那天，村委会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涛家里祝贺，“村里的锣鼓队也来了”。那时，秦涛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务员。
“村里人都说想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能当上公务员。”秦涛回忆道。
对不少被录取的工人、农民来说，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随丈夫一起到咸阳市武功县的李艳，参加了很多公务员考试，“就连社区的也考过”。
2008年大学毕业时，秦涛也曾报考过公务员，但连笔试都没过。这带给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说了，咱闺女一定得嫁个工作稳定的”。
“村里的人，对吃上一碗公家饭还是看得很高的。”秦涛说。刚回到农村时，在大学一直成绩不错的秦涛 “思想波动特别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当兵，因母亲身体不好而作罢。后来，他在当地新成立的养牛农业合作社里当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对其他同龄人出路的议论，让他压力很大。
“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
曾涵飞因为办事，曾与地方上的公务员打过几次交道，但经历不算愉快。对方接待他时有些不耐烦，他当时很不理解。
不过，当曾涵飞来到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上班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一天不停地反复解释，难免感到烦躁”。
跟这些他原来“感觉很威风”的公务员聊天后，他才知道，他们也面临孩子上不了学、老人生病住不进医院的烦恼。“这让我挺意外的。”曾涵飞说。
由于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涵飞在接待前来办事的人时，尽量更加小心，避免无意间伤人。而需要他花更长时间适应的，是这里的工作节奏。“跟下地干活儿不一样，以前在农村，农忙时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上班刚两周的曾涵飞说。在西张堡镇不大的服务大厅里，他被分配在计生服务窗口。但在工作台后面，整理填报信息，下乡宣传，甚至网络不稳定，也需要这个曾经开过网吧的青年上手摆弄。
至于秦涛，直到现在他还记得，第一天到镇政府报到，就赶上下乡检查卫生工作。“去的时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全部灰头土脸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委会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委会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委会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被村民当作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在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在两个多星期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的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一万多元的变成了几千元的。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是要触犯法律、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六年村委会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儿，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四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