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文学大师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中国作协、上海作协、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共同在上海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系列纪念活动，多家媒体也都进行了宣传报道。这引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和遐想。
一九五二年冬天，我正在小学五年级读书。一天，语文老师给我们读了《人民日报》上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作者是巴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金的名字。彭德怀的名字，好像听大人们说过，但印象也不深。下课后，同学们围住老师问这问那，无非都是巴金和彭德怀的事，老师很热情地做了解答，还给指出来不少可参考的材料，让我们去找去读。这以后 我对巴金和彭德怀的书籍和资料就特别地注意起来，慢慢的对巴金的著作就入了迷……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是一篇散文，三千多字。当时全国媒体都在宣传抗美援朝，大作家巴金的这篇描写抗美援朝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文章，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广大读者中都传颂得很广，影响很大。我当时只是十三四岁的小学生，听了和看了这篇文章觉得特别对味儿特别过瘾。尤其是对彭德怀司令员一些细节的描写，通篇都是热情、流畅、朴实、诚恳、浅明的文笔，没有一点儿做作，让人感觉很亲切很融合。后来，看到有的资料介绍了这样了一个细节：巴金写完这篇散文后交给了新华社，第二天彭德怀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巴金，信中说：“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同志之礼。”巴金这个代表团，未见到彭老总以前，都说他是个很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时觉得他是个长者。后来，他坐在大家面前，听他的谈话，就渐渐产生了一种和亲人见面的感觉。于是，巴金很高兴地按彭老总的意见改过来了。看了这个细节，我有两个感觉：一是彭老总在我脑海里更高大了;二是觉得巴金更亲和也更对他产生了崇敬。
巴金先后两次去朝鲜前线，第一次他是代表团团长，一共十六人，都是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天。巴金到过平壤、开城，更多的时间是和战士一起生活。爬山上过战场，住过窑洞、民房，和战士们一起用餐、开会、拉家常、开玩笑……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是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情;二是“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牺牲精神。巴金写这里生活的几十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内容的。这些著作有些我看过，像通讯报告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以及小说《团圆》等。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这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但是，那时候我毕竟年龄还太小，而且正忙着考中学，读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太多，领会得当然也不深刻。真正对巴金著作上瘾入迷是上中学以后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这期间，我先后买了他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就是常说的《激流三部曲》。后来，又在北京东安旧书市场转了好几天买到了《雾》《雨》《电》，又称《爱情三部曲》。有人还告诉我说长篇小说《火》（一―三部）也称《抗战三部曲》，应该买到。但是我跑了好几天新华书店和旧书市场终于还是空手而归。后来我每到北京都会用很多时间去买书，特别愿意去跑那个很大的旧书市场，有时在那里 一转就是半天一日。我对旧书市场很有兴趣：一是这里有一些新华书店没有的书，还有一些旧杂志，可以增加不少知识;二是旧书价钱便宜，很适合当时我的经济状况。在这里，我又买过巴金的长篇《寒夜》和中篇《憩园》，还买过曹禺的剧本《雷雨》《北京人》《日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以及丁玲的《沙菲女士日记》等。那时，我买了这些书，读着这些书，感觉无拘无束，畅快欢乐，善感幻梦，暖意洋洋……也许这正是从童真到青春的美好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对巴金的著作已经陶醉如痴，如疯似迷，对巴金的崇敬也已到了极致。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除了文学的魅力以外，主要是那些作品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人物的处境、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感情和爱情、以及他（她）们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吸引了我，所以对巴金的著作真是爱不释手。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管是工作调动还是住宿搬迁，都非常简单，一个小小的柳条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箱里除了几件衣物外，就是巴金那些书――这些书是我走到哪儿都不能丢不能离的。如果那时候有“粉丝”这个词，我会毫不含糊地套在自己的头上，而且是“铁粉”。记得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还形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面对着什么人，只要是谈起巴金和他的著作以及著作里的故事和人物，我肯定要插嘴，而且是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对这个习惯，直到有一个知心朋友对我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批评以后，才恍然醒悟，痛感幼稚至极，并从此彻底改掉了这个恶习。
时光荏苒，一九五七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们国家在这一年开展了一次很大的政治运动，叫反右派斗争。开始，是贴大字报，主要内容是给领导提意见。我刚参加工作，不了解情况，没什么可写的，只泛泛地写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算过去了。过了没几天，召开批斗大会，我可真见了世面：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右派分子”的大牌子，大弯着腰站在台前。不断有人到台上做发言批判，发言者都如临大敌，气宇轩昂，义愤填膺。中间还不时有人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那些右派分子中有一个我认识，他是搞职工文化教育的，姓边，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听说历史上有什么污点，运动中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上纲上线一批就成了右派。我看他在台上弯腰站着直打颤，但身后有人盯着，不让他直腰……
这次大会后，我想了很多。那年我十九岁，好像这才意识到我已经进入社会了。哦，社会，真的需要认真地想一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想到了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美好的憧憬，想到了巴金书上那些优美的语言、诱人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还想到了那个被打成右派的老边……这些都丰富了我这个年轻人稚嫩脑海的生存认知，也成了我人生历程中不可多得的社会教材。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我们在大同市礼堂听完市委书记徐志远动员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报告，直接上了无篷大卡车，奔赴口泉区赵家小村乡米庄村。那一车人，数我年轻，便站在卡车的最前面，手扶车栏，昂首向前。深冬腊月，大约是四五级的北风，天特冷。紧挨着我并用手搂住我肩膀的也是一年轻人。走了一段，他说：“天太冷，我们转过身，面向后吧。”我弯腰将我的柳条包挪动了一下，跟他一起转过身来，问：“你贵姓？”他说：“姓肖，肖桂荣――和你一样，女人的名字。”我们似乎没见过面，不知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但风很大、车很颠、人又多，也不便多说什么，就这么迎风冒寒颠颠簸簸地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了米庄。到这个村来的都是大同矿务局基本建设局的干部，一共十四名。村里的人们都很热情，敲锣打鼓地欢迎，嘘寒问暖地座谈……接下来就把我们领到早就安排好的住房――村里的干部看到名单，以为我和肖桂荣都是女的，就把我们安排到一间房里了。领路人很奇怪地问：“不是俩女的吗？怎么是你们？错了。”我们笑着说：“没错，就是我们。我们正好想在一起住。”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农村经历了几件大事，终生难忘：一是“大跃进”：修水库、深翻地，粮食要翻番;二是大炼钢铁，产量放“卫星”;三是改农村体制，建人民公社 ;四是大力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当时人们真是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日夜奋战，你追我赶……我们作为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自然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和肖桂荣到农村的那天，把行李刚铺好，就扛上铁锹到田里深翻土地去了。回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好歹擦了把脸就上炕躺下了。我说：“我原来每天晚上要看书，今天是不能看了――太乏 。”他问：“你带来什么书？平常都看什么？”我说：“我柳条包里都是书，巴金的有十来本，《家》《春》《秋》《雾》《雨》《电》……还有丁玲、曹禺、赵树理、柳青、马烽等名作家的书……你想看什么吧？”他说：“我想睡觉，你也睡吧――看书的事以后有了空儿再说。”
但是，在那样红红火火全面大跃进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连轴转，不是下田种地，就得上山炼铁，还得抽空到水库工地修渠建坝……就是阴天下雨也得和村民们一起学习宣传总路线……所以，我和肖桂荣虽然睡在一盘炕上，吃在一个锅里，衣服有时候也是差换着穿，连袜子都弄不清是谁的，反正是匆匆忙忙地穿上就走…… 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不分彼此的好朋友，更确切地说已经成了好弟兄 。就这么过了两三个月，也没等来谈谈读书，翻翻书本的闲暇空儿……
后来，这个闲空儿终于来了――来得是多不易呀！那天晚上，在水库工地有几个农民说我年轻能干，已经能顶他们一个好劳力了。这本是夸奖的好话，不知怎么就跳出来两个年轻人要和我比赛挑土。我口头说还不行，其实心里也觉得完全可以顶他们个硬劳力了！我周岁才十九，一顿能吃十来个包子，有的是劲儿，怕啥？就答应了。肖桂荣要拦我，说：“赛什么？按分工干活吧。”我已经挑起担子和那两个青年站在一起 ――不会退下来了。 比赛大约一个多小时，最后是个平手，没分上下。那也算我胜利啦，证明我能够顶他们一个硬劳力了！但是晚上我开始发烧，肖桂荣给我沏了碗糖水。他看还不行，就请了医生。医生说是重感冒。让我好好休息两天。第二天，队长乔殿龙来看我。安顿肖桂荣这两天啥也不要干，好好伺候我。第三天，烧是退了，只是身上还软。肖让我还躺在炕上，然后把我那个柳条包打开，一本一本地翻着我带来的那些书，说：“我看今天就是咱们谈读书的空儿了。我数了，你带来巴金的书是八本，别人的书也是八本，看来你真是爱看书，特别爱看巴金的书。”说到这些，我立刻来了精神：“是的，看巴金的书，特别有瘾――拿起来就不想放下。可是到村里以后，一点儿看书的时间也没了。”他没有说什么，给我倒了杯水，又将两片阿司匹林塞到我手上：“没啥好药――和矿上一样：感冒发烧，阿司匹林两包。吃吧。”说着，他也侧棱着身子躺在我旁边，似随便又似认真地和我谈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如果不是吃午饭，可能还要谈下去。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把屋子照得明亮而温暖。我们谈话的声音不高，但他的每句话我都听得清记得住，因为这都是他心窝里的话，也都打动了我的心――有些话使我震惊，有些话使我动情，有些话使我害怕也让我难忘……
他是个共产党员，起初在局党委组织部工作，现在临时调到了肃反办公室。他接触的人几乎都是搞政治工作的，要么是有问题的。我听到这些突然有点儿紧张，有儿点心悸……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那个右派老边。 不过，肖桂荣就像了解我的心情，很快他又使我平静下来。原来，他也爱看书，而且也看过巴金的书，还知道巴金姓李，叫李尧棠，并且还说出了诸如觉新、觉民、觉慧、瑞珏、鸣凤……书中一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使我有点儿惊讶，但我没说话，只是想听他说下去。他说他是在报纸上知道我名字的。那天他们办公室的几个人看着我的一篇小短文，就议论了几句，有人说黄树芳是个男的，还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挺有才，爱看书，就是出身不好，特别迷信巴金。有人顺口就说：“典型的小资。”……这时，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说，这都是别人的议论，你不要太在意。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挺注意你的，来的时候，你们单位领导送行，我们还聊了聊你的情况。他把话题一转，又谈到了巴金的书。他说，读书是好事，关键是读了书怎么思考怎么分析怎么对待，巴金的书的确写得很好，很吸引人。但你不能入迷，更不能入魔。尤其是不能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乱说。我突然问了一句：“难道这还是什么问题吗？”他还是很平和地说，日常也不是什么问题，但一有风吹草动，有的人精神气候也会变。这几年经常有政治运动，你有个出身问题，说你爱看巴金的书是小资产阶级感情或者随便给你戴上个什么帽子，你有嘴也说不清。听到这里，我很吃惊很害怕，坐起来问他：“怎么会是这样？我都心颤了。”他说，我说这些正是不让你以后出现这些情况。你还很年轻，在单位，来这里，都表现很好，群众反映异口同声都说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你指出这些问题。今后的路还很长，怕你走错一步，一辈子就都完了。当然，也不用害怕，就像现在，诚实做人，踏实工作就行了。看什么书，说什么话，多掂量着点儿呗……
肖桂荣大我四五岁，工作早，阅历多，政治敏感性强。我们谈的虽然是读书的事，实际他说的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听起来有点儿刺耳、扎心，想想那几年的运动，感到他说的都是真话，是指路的话 。我庆幸自己的幸运――刚参加工作，还不到二十岁，就遇上这么一个好人，引路的人。
我们在村里大约干了十来个月，就又回到了大同矿务局。肖仍然留在了党委组织部，我到晋华宫矿还搞职工教育。我们接触并不太多，偶尔通个电话，一般聊聊而已。但他的那次谈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首先是努力搞好工作，巴金的书也都好好保存起来了。业余时间看的都是公众认可的好书，进步的书，诸如《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艳阳天》《林海雪原》《创业史》……我很快入了团，接着就调到党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又派到市委党校学习了近一年。这期间的“反右倾”和“四清”等运动，都没受到什么冲击，工作干得也还舒心。 不知什么时候，肖桂荣已经改了名字，从此我便称他老肖。老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见面或打电话，几乎都要问我看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我很感谢他。心想，要不是和他在农村摸爬滚打那十来个月，这一段的路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平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知在平稳的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场疾风暴雨――我的步子终于不能平稳地走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界开始的。我那时已经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当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在企业也贴满大街小巷的时候，自然我也就成了批判的对象――写我大字报的标题往往是“修正主义的黑苗苗”“写中间人物的黑干将”“赵树理的黑爪牙”等等。另外，在给领导贴的大字报上，几乎都有一条是揭发错误干部路线的内容，其中列举的名单里，都要提到我的名字，原因就是重用了出身不好的人。开始，我有点儿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正如老肖和我说过的，一有风吹草动，有的人精神气候也会变。给我贴大字报的人，都是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强，或者不曾被重用……在这么大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在这时候，《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点名批判巴金的文章，听说在上海巴金已经受到残酷迫害。此时此刻，我弄不清和谁能说说心里话，只是将装有巴金那几本书的柳条包盖上一些破布，又往床底下推了推，以防有人发现，再增加批判内容。突然有一天，我在高音喇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清脆并且带有感情的一段播音，播的是郭沫若的发言或是文章（没太听清），但有一句话我是绝对听清了：“现在看来，我写的那些东西都应该烧掉。”不管这句话郭老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或者写的），也不管在全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是在我心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我想，现在是不是应该将柳条包里那些书都烧掉，这样就免得惹事生非，因为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大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抄家，要是发现了我那个柳条包，那就可能被抓到学习班去，还得受皮肉之苦……这么一想，觉得还真应该烧掉。可是又下不了决心，舍不得呀！那是我在旧书城转了好几天才买到的，是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的。要是烧了，以后再想看怎么办？我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这时就想到了老肖，该不该给他打电话？听说他现在当了一个大矿的政治处主任，成了矿领导，他肯定很忙。但我还是把电话打通了。听到我的声音，他很高兴。他说，估计你要受到冲击，但是不要怕 ，自己还不相信自己吗？我和他商量烧书的事，他想了想说，当前这形势，烧了也好，先躲过这阵风雨再说。谁也说不清这运动咋发展，走着瞧吧，车到山前总会有路，今后要是形势变了，想看再想办法买。
打完电话的当天晚上，我把门锁好，找了一个洗衣盆，然后取出柳条包，打开，先取出那本厚厚的《家》，翻了翻，又把书搂在心口，愣了一阵儿，就划火柴，只觉得心在颤，手在抖――第一根火柴刚冒火星就灭了，又哆哆嗦嗦地划了第二根，终于将《家》点着了，那书就变成了火苗。屋里没有风，火苗红中透蓝，样子很平静，不大一会儿，火苗就小了，盆里有了灰。接着又把《春》放进去，又把《秋》放进去…… 眼里不知什么时候有了泪水，再看不清盆里那火那灰，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直到那柳条包里的书都烧完了，我才站起来擦了擦泪水……这时又想起来抽屉里还有一篇写完的短篇小说没发出去――那时候全国的文学刊物都已停刊，也没地方发了。反正已经下了决心，今后是彻底不干这一行了，所以就顺手把稿子拿出来扔到盆里烧了。此时此刻，也说不清是啥感觉，想哭，想喊……但终于没有出声，却长长地吐了口气，似乎还轻松了些。
后来，“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重点逐步转到了当权派身上，像我这样一个业余时间写点儿文学作品的小卒，也就不再被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在以后十年的“文革”中，自己也还是天天如履薄冰，事事谨小慎微，虽然一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但总的说算是平安地度过来了。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想到老肖，不是他的帮助，真说不定在那么多的政治风浪中我会是什么样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文学的春天。此时此刻，我无时无处不在注意巴金等一些著名老作家的各种信息。知道历经劫难后的巴金一直没放下手中的笔，发表了五卷本《随想录》，还又写了《再思录》等。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七大文化名人应邀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因为他写的《随想录》等著作说得都是真心话和自我忏悔的话，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他将一千五百多万字的作品奉献给 一代又一代的中外读者，受到大家的由衷敬仰。二○○三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称号。对所有这一切，我都兴奋不已，觉得这才是还了大师的盛名，还了青松的高洁，还了橡树的葳蕤，还了善良长者和名家以粉丝的崇敬与爱戴，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公平、公正、公理，这就是天公地道，本来面目终显世间。说起来这和我也无多大关系，但作为他的一名“粉丝”和在“文革”中因为读他的书而胆战心惊的业余作者，我欣慰、我高兴，甚至很振奋，跑了一趟又一趟的新华书店，终于把我烧掉的那些书又都买齐了。我这才将巴金的书大大方方地摆在了书架上，旁边还有《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同时，还买到了一本叫《重放的鲜花》的小说集，此书汇集的都是像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样曾经受过批判并为此将作者打成右派的作品。我读着书架上新买的这些书，激动无比，心花怒放。并且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终生难忘的朋友――老肖。这时候他已经到晋城矿务局当了领导。那天长途线路不太好，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对方高兴的心情。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巴金的书，你就好好地看好好地学吧，也放开胆子好好地写吧。他还说他认识了在晋城的青年作家赵瑜，想对机会让我们聚在一起认识认识。后来，我和赵瑜成了好朋友，他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卓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起老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