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唐诗人孟郊，是韩孟诗派的代表诗人，怪奇诗风的开拓先锋，对于中唐诗风的转向，意境的探索有着重大意义，对同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丑为美的审美趣旨，以意役象的构思方式，自鸣其不幸的心灵化表现，还有苦吟的做派，无不标新立异，具有开创性意义。让人惊叹不已的是数千年后的法国竟也出现了这样一位忧郁善感，审美奇异，诗心迥异的诗人，他就是西方现代派的始祖、欧美象征派的代表诗人，波德莱尔。同样地以丑为美，审美异化;忠于自我，注重心灵感受的抒写;主观异常强大，任意驱裁物象;而又同样的悲天悯人，控诉时代的不公与精神的压迫。在创作方式上也同样的锤字炼句，执着的追求诗艺的打磨，苦吟以为吟苦，诉说着内心的痛苦与忧郁。
关键词：孟郊;波德莱尔;审丑美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孟郊，早年贫困，曾游两湖、广西，无所遇合，屡试不第。一生潦倒，仕途失意，又性格孤直耿介，不肯随于流俗，友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四十六岁终于如愿以偿，进士及第，狂喜不已，遂作平生第一首快诗“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也为我们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看花”两个成语。四十六岁，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在极度纵欲和极度痛苦中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像孩子一样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安详地闭上了那双洞悉灵魂的眼睛。欧美文学现代派的鼻祖，象征派诗歌先驱，用他那束《恶之花》把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搅了个底朝天。亦如孟郊，于中唐大变唐诗风貌的“先锋诗派”中的“先锋”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对同代及后世诗坛产生极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低头拜东野，原得终始如u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j撞巨钟。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愈在诗中毫不掩饰其对孟东野的推崇。韩愈是韩孟诗派无可争议的核心，“贞观八年韩愈得以结识孟郊，便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于元和初年在长安掀起一个诗酒酬唱和联句的高潮，将这一诗派的活动推向高峰。” [1]孟郊的诗歌启发了韩愈，使正在寻求诗歌革新道路的韩愈找到了知音同调和理想的诗歌范式，于是大加誉扬，“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S。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韩孟诗派得以形成，孟郊成为韩孟险怪诗派实质上的开路者、“先锋”。
汤之《盘铭》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贵于求 “新”，文学创作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新”，有时会让人触目惊心。在元和时代强烈的文学革新精神的感召下，“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他刻意的探险寻奇，打破盛唐诗歌意与象平衡的圆融之美，主体支配客观，以意役象，自我意识突显。其《石淙》诗云：“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跻。”可见险怪之求乃有意而为，《答卢仝》中又语“闪怪千石形，异状安可量。有时春镜破，百道声飞扬。”山奇水怪，骇人耳目。不仅如此，孟郊能精准地概括出他和与他诗情笃甚的诗友韩愈的诗风特点，“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可见他们都是在极其明晰的创作指导思想的指引下进行“创新实验”的。
波德莱尔的创新欲望表现的则更加外露，他从一开始创作诗歌，就明确提出要寻找“现代性”，“要从时尚中抽取出历史性所包含的诗意内容，从暂时性抽取出永恒来”。[2]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现代意识，使得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找到诗歌语言奥秘，取得杰出成就。这位兰波眼中的“诗王”高呼“自然是丑恶的”，大胆地主张以丑为美，化丑为美，以“通灵人”的敏锐性提出通感理论，把诗人看作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媒介，敢于突破传统，找到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以象征手法表现通感。《恶之花》就是他挑战人类审美趣旨的禁果，就是他撕破世俗虚假伪善的利匕，就是用他敏锐的触角、天才的诗性栽培出的最美丽的花朵。
“恶”在法语中可做“病”和“痛苦”解，钱春绮先生在其《〈恶之花〉译本序》中说，“恶”，“有邪恶、丑恶、罪恶、疾病、痛苦等义”。[3]“‘恶之花’就是‘病态的花’，恶之为花，就是将丑在艺术上加以表现，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中引出道德的教训。”[4]波德莱尔的这种创作特征和艺术个性与以表现丑为审美追求，在诗中描写社会病态和病态心里的孟郊极为相似，而在创作过程中，执着地锤字炼句，追求诗艺，反复吟咏失意与苦痛的苦吟做派，也与孟郊，中国诗歌史上“苦吟诗人”的典范如出一辙。
当我们把视角从文本移向文学史的时候，就会得到另一种感叹：波德莱尔，西方现代派的鼻祖;孟郊，中唐韩孟怪奇诗派的先锋，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于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审美追求抑或是艺术品位，都发生了超越时空的奇妙相似。时间与空间的间隔，阻挡不了孟郊与波德莱尔，两位先锋式的人物心灵化的求索和矫激、苦痛的吟咏。
注释：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24.
[4]柳鸣九.法国文学史 （修订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