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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人间路长,女神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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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人间路长,女神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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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灿烂人生;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而男人们却把她当作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能把当时一批优质而成功的异性聚拢在身边,至少,她不是个虚妄的女子。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她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等人是好友;堂叔林觉民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

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工书法善女红的婆婆素来不和。何雪媛生下林徽因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于是,林长民续娶了程桂林,林徽因叫她二娘。二娘虽没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寂静。敏感的她,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恨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恨。

中国传统式多妻家庭里的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也成为她心底恒久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

少女时代,她最幸福的时日便是陪同父亲旅欧的那段光阴,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她的男子。

1955年3月31日晚,林徽因临终前曾对护士说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可是,她已经没有明天了。她很快陷入昏迷,再没醒来。

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27年的丈夫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原来,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的丰富与绚丽,都不过是个苍凉的句号。

如果她临终前有机会见上梁思成一面,她留给他最后的话会是什么?

抛开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脾气暴躁,体弱多病,极度自恋,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他如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她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徐徐中吟咏佳作。她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得意极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他却逗她:“我看了就没晕倒。”

她气得要命,怪他不会欣赏她,却一辈子用着他做的仿古铜镜。那是他用了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成的,镌刻有她的名字。对于她登峰造极的自恋,他另有一番唱和。

当年,两人青春做伴不知愁,徜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他常耐心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妆打扮的她,时常等上二三十分钟,她才装扮好,姗姗下楼。为此,弟弟曾写过一副对联调侃: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诚心诚意”。

她去世后,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常用的小图板,为她设计墓碑的样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后一程,他的确是“诚心诚意”。

逃难时,为了方便她治病,他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分置各处,一丝不苟。在湿冷的李庄,为了让她暖和一点儿,他经常亲自侍弄炉火,生怕别人不小心弄熄了火。他想尽法子劝她多吃,亲自准备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总要先尝尝咸淡。她脾气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时常责骂他,他都微笑以对。

甚至,明知肺病会传染,但她强烈的自尊心忌讳别人议论她的病,更忌讳家人和她分餐,她觉得那是一种嫌弃,他便和家人与她同桌进餐,虽然暗自做了预防,但还是染上了肺结核。

可是,她并非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付出的一切,对他,她投之木桃,报以琼瑶。

在昆明时,通货膨胀让这对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不过四十法币的报酬。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她便瞒着他,在黑市花高价另买一条送他。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病着的她硬撑着开始流亡。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纷纷责怪梁思成,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训斥新人;对她,却一直如慈父。

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断了求学的经济来源,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罢了。”

梁启超喜欢的女孩子要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她便是。

如果说她爱得聪明,她的聪明之处便在于:她早早明白了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一个家庭。梁启超的舐犊之情、人生指导、学问修养、声名地位非一般人可比,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踏实也不是诗人气质能匹敌的,一段离婚续娶的婚姻更不能和青梅竹马的原配并论,即便她眷恋诗人的浪漫,但她很清楚,那只能远观。

于是,成功的婚姻重塑了她,她不仅彻底摆脱了庶出的阴影,走进了另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寻找到了最佳拍档。

如果这是世故,那她肯定有点儿。

1953年夏,在一次同学会的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她热泪盈眶,冲动而激愤,严重的肺病让她声音嘶哑,她依然据理力争,动情处,不惜指着吴晗的鼻子谴责。

她面对北京市委领导当场辩论,泪如雨下,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

她确实是个锋芒毕露的女子。

只是,她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不媚上、不逢迎,从来不仅仅在“客厅”与社交场;她的嬉笑怒骂、悲欢离合,更不仅仅是小女人式的惺惺作态。

她会坦荡地对丈夫说:“我可能爱上了别人。”但她更能够在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时坚持己见,所以有人说她“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少女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少妇时,与年貌相当的丈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也能达到一般专业人士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有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声名卓著的男子。

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社交名媛,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爱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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