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与“右”之间，汤计有些摇摆。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划分，如果非要站队，我宁愿站在中间。”
汤计身高1米83，身材健壮，声音洪亮。作为“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的主要推动人，他最近声名鹊起。
出于偶然，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得知此案，了解到呼格吉勒图可能是被误判，而真凶另有其人。从2005年起，他连续发了5份内参，借着新华社独有的管道，直接向中央反映此案，每份都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
“我觉得当记者的第一要务是解决问题，这比报道新闻重要。”汤计说，9年来，呼格吉勒图案成了他的心病，如果最终未能平反，他可能用整个余生来谴责自己。“9年的心血不能最终只画了个‘逗号’或者‘省略号’，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那些终归都是物质，不是命”
汤计今年58岁。他从小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农民，目不识丁，因此读书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时运不济。文化大革命断送了他的学业。1971年，汤计年仅15岁，托关系进入天津大港油田。在人事关系上，他是一名钳工。但他的真实工作，是在体工队打排球。
他自信做过许多掷地有声的报道，但无疑，只有“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堪称他事业的顶峰。
2005年，呼格吉勒图已去世9年。他的父亲李三仁和母亲尚爱云，仍然生活在为有个强奸杀人犯儿子而无法抬头的耻辱中。这一年10月，警察带着一个新的“凶手”去当年的案发地指认现场。目击这一场景的老邻居将此事告诉了尚爱云。“你儿子可能是冤死的。”他们说。
尚爱云哭了一宿，第二天就去了公安局，满心认为可以为儿子讨回清白。
等待他们的却不是清白，只有互相推诿。他们被区公安局推到市公安局，又被推到自治区公安厅。有的地方连门都进不去。老两口从满怀希望堕入走投无路。
别人告诉他们，伸冤要找律师。他们因此找到了内蒙古何洋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绥生。“他是呼和浩特很有名的律师，希望能为我儿伸冤。”尚爱云说。
何绥生了解案情后，认为呼格吉勒图案确实有问题，但考虑到一审二审的主要司法机关负责人仍然在位，而呼格吉勒图却已被枪毙，想要通过个人力量、依靠申诉来翻案，他认为不太现实。他支了一招――找记者，找媒体。
尚爱云和李三仁就这样找到了汤计。
汤计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李三仁和尚爱云的感受：“看到老两口老实巴交的，立刻就体会他们老来丧子的那种痛。”
多年做政法报道积累的人脉此时派上了用场。汤计证实了老两口听到的消息，公安部门确实抓获了一个杀人狂魔，而此人正与呼格吉勒图案有关。
这么多年，他见过无数求助者，有的被骗，有的家被强拆，但没有一件像呼格吉勒图案这样让他受到触动。他说：“那些终归都是物质，不是命。”
“不是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走到今天”
最早的消息来自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赫峰向他证实，确实抓获了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赵志红，此人的供述中有1996年的毛纺厂命案。
汤计马上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到毛纺大院还原赵志红指认现场的经过，自己直接去了赵志红专案组。专案组有人告诉他，内蒙古公安厅已经成立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然而有些领导不愿再翻这桩旧案，复查难度极大。
一年多来，汤计已搜集到了赵志红的几份口供笔录，警方复核组、检方领导、政法委领导及复核组成员的一些重要谈话信息。这些材料都指向一点：“呼格案”或许是冤案。然而赵志红的起诉中没有涉及此案，是否意味着情况有变？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汤计立即写了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很快，这篇内参也受到了批示。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后不久，赵志红在看守所里写下了一封寄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偿命”信。
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这封申请书的复印件亲自送到了汤计手里。
汤计并不认识这位警察。他走进汤计的办公室，先掏出证件证明身份随后把申请书的复印件交给了汤计。他说担心这封申请书最终无法到达高层，希望能通过汤计让“大领导”看到。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这个警察就转身离开了。他转身走出办公室那一刻，汤计说他非常感动。他从这名警察身上看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以及强烈的责任心。 来不及多琢磨，汤计为这份《偿命申请书》加了一头一尾，当天就写成了一篇加急情况反映《“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发往北京。
此后，汤计的焦虑便锁定在赵志红身上。赵志红已审理完毕，尽管少了一件命案，依法仍能判处死刑。然而赵志红一死，“呼格案”可能便永无大白天下之日。
幸运的是，赵志红案没有继续进行。自寄出那封偿命申请书后，他已在看守所等待了8年。
汤计觉得，这是来自冥冥中的神助。“如果这个案子不是遇到那么多有良知的警察，不是遇到开明的领导，可能从一开始就被压下去了。所以，并不是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才走到今天。”
“体制内体制外，又能有多大区别？”
加急的情况反映“偿命申请”发出后，再获中央批示。但内蒙古司法系统果然没有收到赵志红寄出的原件。
为了再有所推动，2007年，汤计系统地梳理了之前的材料，写了第三篇内参：《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由于内参通常不宜过长，此文分为上下两篇。
但收效甚微。经过了解，汤计认为案件重审进程卡在了自治区高院。“政法委开会研究（呼格案），高院派来的代表就是当年的审判长，他本应回避才对。”
汤计找到邢宝玉检察长讨论。刑宝玉给出的办法是：能拿出内蒙就有戏。汤计就此写出了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
此时，是2007年11月。紧接着，内蒙古领导班子换届。之前主导复查此案的领导中，检察长刑宝玉和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退休，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胡毅峰调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新任领导都对这块“烫手山芋”避而远之。
汤计说那段日子最难熬。内参写多了，领导也头疼;他于是开始联络市场化媒体，寻求体制外媒体的支持。
老两口持续上访，市场化媒体的跟进，终于使此案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热度。汤计据此写了第五篇内参：《呼格吉勒图案复核六年后陷入僵局，网民企盼真凶早日伏法》。
恰好此时，胡毅峰从自治区人大调到内蒙古高院担任院长，作为曾经推动此案复核的领导人之一，胡毅峰推动内蒙高院成立了复核小组，案件复核进入新的阶段。
随着四中全会发布《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呼格吉勒图案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再审程序顺利启动。“这是全国媒体共同监督的典范。”汤计说。
他自认为坚持为呼格吉勒图伸冤，靠的不是身在体制内，而是基本的同情心。“一个记者只要是好人，就会有同情心，有了同情心，就会有明辨是非的思想和能力，也就有了做事的动力。”
再审判决书送达时，汤计就在李三仁夫妇家。他说没想到自己会哭，但老两口抓住他的手一哭，他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尚爱云说：这些年来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案子无法再审，而是汤计被调走，“他走了这案子就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