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琦，1944年生，仫佬族，广西罗城人，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历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现任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
著有散文集《山泉淙淙》《琴心集》等十八部，小说集《不凋谢的一品红》，诗歌集《山乡晨曲》，歌词集《心泉集》，理论专著《大潮中的思考》《红土地上的探索》，并有书法作品集《墨海探笔》等二十余部。有《潘琦文集》（九卷），《笔耕集》（四卷），《潘琦文集》（十八卷）。
那是六年前，曾敏之先生应邀参加在南宁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当时他已92岁高龄，行动不太方便。我们几位老乡在金茶花公园边上的餐馆请他吃饭。老人身体还挺好的，思维依然敏捷，很健谈，席间他讲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和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期望。我说陪他回罗城看看。他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未等会议结束，他便返回广州。之后，我几次要去广州看望他，都因抽不开身，没有去成。谁知那次见面竟然是最后一面。
今年元旦过后，我从微博上得知敏之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一下子就懵了。上个月，我和《海外星云》的朋友聚会，大家都说他身体好好的。他们还约我一块去广州看望他老人家，顺便为《海外星云》创刊30周年作个专访。怎么突然就走了？我默默地坐在书房里，一幕幕的往事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眼眶湿润了。
敏之先生是罗城县黄金镇人，我们是老乡，他是我的长辈。我读初中时，就从老师那里听到了敏之先生的故事，读过他的作品。当时为家乡出了这样的文化名人，感到很骄傲，从心底里敬佩，把他作为榜样，希望有一天他回罗城能见到他一面，但二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这个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有一次随自治区覃应机主席出访，经香港停留。敏之先生当时任香港《文汇报》代总编，知道我们到香港，特意到宾馆看望覃主席，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慕名已久的老乡。
那天上午，应机主席叫我在饭店大堂等候敏之先生。以前看过他的照片，还算面熟。十点钟，一位西装革覆，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文气十足的老人从一辆黑色小轿车出来，我一看便认定他就是敏之先生。“曾老，我是覃主席秘书，来迎接你！”我忙上前扶着他说。“啊！你是潘琦！我们是小老乡！”敏之先生笑着说。“是啊！我小时候就听说你了！”“嗨，人怕出名，猪怕壮啊！”“罗城人为你而骄傲！”……我们说着话，进到覃主席的房间。两位老人是熟人、老朋友，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谈起广西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当时广西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干部群众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开放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敏之先生凭着自己掌握的国内外大量信息，对广西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应机主席频频点头，有的意见后来区党委都采纳了。那次谈话，我对敏之先生的印象特好，果然名不虚传，他博学多才，才思敏捷，思想深邃，善于言谈，很有学者的风度、风范和风格。在他身上彰显出一种无可言状的魅力，这魅力有一种使人开颜、悦心和迷人的神秘力量，让人愿意同他交往、交谈。听了两位老人的交谈，我受益匪浅。
到80年代中期，广西自治区党委为提高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分期分批在香港举办厅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我是第三期培训班学员。第一次去香港感到什么都很新鲜。敏之先生每期都来给大家讲课。那天，他上完课，我上前去和他握手说：“曾老，来香港前，很多罗城老乡都托我向你问好！”“谢谢大家！有时间我一定回罗城看看！”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未了，敏之先生很热情地说，你第一次来香港，今晚请你吃餐便饭吧！我说不用了，培训班伙食挺好的。他笑着说，乡里乡亲的别见外啊，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吧！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说，你人生地不熟，邀桂江公司老总一块去，带个路吧！
晚上六点半钟我们准时到达约定的饭店，敏之先生夫妇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四个人就在大堂一个小方桌边坐下。曾太太很快点好了菜，点的都是家常菜，但很有味道。酒是敏之先生珍藏十几年的正宗茅台。那天晚上敏之先生非常高兴，我们三人酒兴大发，竟很快把一瓶酒喝得精光。席间我们谈得很多，天南地北，因酒精的作用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培训班期间，我和敏之先生还见了几次面。从打那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
敏之先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怀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那年我在南宁地委工作，特地邀请他回广西看看走走，他很乐意地答应了。记得是1993年4月，我陪他乘车到北海考察。一路上我们说到一些旧事，也谈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当《大公报》战地记者的故事。当时他撰写编发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性的报道，其中不乏轰动一时的重大消息和独家新闻。他以文学的笔法采写的一批特写、专访和长篇报道，有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范本。
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当年采访周恩来的情况。敏之先生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迁回南京，怎么样和平建设这个国家，国共两党产生了矛盾。因此，通过谈判，共产党派驻国统区的代表团长是周恩来，住在重庆。当时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共同建国纲领，他参加采访。当时就萌发了一个采访周恩来的念头。后来周恩来的秘书通知他，说周恩来很乐意接受采访。前后安排了两个晚上。
我对敏之先生的身世和经历有过一些片断的了解。他祖籍广东梅县，生于罗城，15岁出任小学校长，16岁赴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开始报人生涯。先后任《桂林文艺》杂志助理编辑，《柳州日报》副刊编辑、采访部主任，桂林《大公报》特派记者、文教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广州《大公报》特派员，香港《大公报》华南版主编、评论员。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任写作及中国现代文学两教研室主任。1978年再赴香港，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评委会主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85年，他回广西创办了《海外星云》，当时在全国杂志界引起很大轰动。数十年的报人生涯和文学艺术创作，锻炼了他敏锐的新闻触角以及深刻的时事观察力。他凭着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文采斐然的笔触，写了许许多多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特写、专访、长篇报道和文学著作及理论专著。先后出版了30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望云海》《诗词艺术》《文史品味录》《观海录随笔集》《文苑春秋》《听涛集》《春华集》等等。敏之先生的作品，都会给人一种言近旨远、语浅情深、韵外之致的感觉。他不愧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学者、导师、文学大家，使我无时无刻不感到钦羡与敬佩。他是罗城人的骄傲，也是广西人的骄傲！
敏之先生为人谦逊宽宏，性格开朗，耿直热情，喜怒常形于色，他看不惯那种与无私无畏、勤奋敬业、常怀感恩之心格格不入的东西，特别看不惯那种在生活和工作中患得患失、不求上进的人。他常推心置腹地和我交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毫不留情地批评，尤其对当下文风不正，更是深恶痛绝。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为政不在多言，而在躬行实践。如今八股风盛行，讲话、写文章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很多套话、空话，让人感觉到千文一面的‘正确废话’。这种风气不整掉，何谈文化的振兴？我们的老乡，恕我直言，你作为领导，要领头倡导好的文风！”这些话多少年来，一直在鞭策着我如何去很好从政行文。
几十年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敏之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他发起创建了香港作家联合会，后来又筹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亲自担任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他80多岁高龄，依然在香港与广州两地，主持香港作家联合会活动。时常邀请两岸三地的作家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华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常说，中国人一定要人心归顺，人心不归顺，就谈不到热爱祖国;人心归顺就靠文化，得人心者得天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敏之先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奋斗了一生，难能可贵，彪炳千秋！
悠悠岁月，似流水逝去。敏之先生仙逝，是中国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一个热爱、尊敬、钦佩敏之先生的乡亲和生前好友，对于他的亲切关怀、关心、关爱，我一直看作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文学前辈、导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对他几十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新闻方面创造的业绩和声誉，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不愿让那流逝的时光冲淡我心头的记忆，愿我这篇短文，作为一个花环，敬献在曾敏之先生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