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异常忙碌的父亲
我的三哥葆琪，一双大眼睛跟我父亲的非常像。他很受宠爱，父亲练功都带着他，又送他到外交部小学读书。他聪明超凡，自幼就能从其身上看出接父亲班的苗头。可是到了8岁，流行白喉，空气传播，他不治夭折。如果没有白喉流行，我可能和四哥、五哥一样，做我想做的工程师了，小时候也不用如此辛苦，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了。我8岁时也犯过病，医生检查后也说是白喉。母亲一听“白喉”二字，当场昏倒在地。
我出生那天，父亲不在家中，正在武汉演出。碰巧那天戏园失火，他就把该期包银（报酬）的一半拿出来救济同行底包。至今80多年过去了，我到武汉演出时，当年底包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牵了我的手，重提往事，让我万分感慨。父亲从武汉回上海没几天，河南又发大水，他又去开封救灾义演十天。救灾刚完，又接受苏联邀请，去苏联进行那次极为重要的演出和学术研讨会。我从生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环境。父亲太忙了，演出是不断的，逢到假日，经常日夜两场，有时还得双出。因为他要养活戏班里的一大帮人。
为抵抗日本邀演，父亲冒险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燃烧到了祖国腹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不做亡国奴”、“誓死抗战到底”的呼声响遍了神州大地。
父亲为了抵制为日本帝国主义做服务演出，蓄起了胡子不再登台。这件事在抗战期间影响很大。当时，日本侵略者对父亲进行胁迫，逼他演出，父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接连三次冒着生命危险，给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使身体发起高烧，以此抵制日本侵略者的要求。
父亲这种以损伤自己身体为代价的爱国行动，展现了其崇高的气节和境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它、研究它，就会发觉他这种坚贞不屈的爱国思想，完全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理想人格的影响而形成的。这和他为人处世的儒家思想，和他的生死观是一致的。父亲的思想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会流芳百世。父亲的爱国精神也在永远地激励着我们。
“唱戏的在小岛上能活吗？”
到了1949年，战事更加吃紧，国民政府准备要撤了，希望我们全家也撤到台湾去，说房子也有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1949年4月，父亲的挚友、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留美的熊佛西先生，带了夏衍先生到了位于思南路的梅家，希望父亲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父亲也同意熊佛老的说法，说：“唱戏的在小岛上能活吗？”
5月27日，解放军进了上海。父亲说：“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我们家附近的思南路、复兴路到建国路一带，都非常宁静。
5月31日，梅剧团接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连演三天，热情招待和慰问解放军。父亲很把这件事儿当事儿。陈毅市长威信很高，第一天演出完，他就专门到后台对我父亲表示感谢。我每天随父亲去剧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下有如此秩序井然的特殊观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慰问解放军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演出，每次都会想起梅剧团那次演出的情景。
6月4日，父亲接受陈毅市长邀请，在八仙桥青年会参加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海各报都登了梅兰芳开会的照片。
“梅老板回来了”
我们到北平后住在东单史家胡同的陈关锋家中，就是现在的干面胡同红十字会宾馆。这住宅以前正门在史家胡同，后门在干面胡同，现在后门成正门了。这是一个西式的旧洋房，不是四合院，北平城里很少有，可谓“画廊金粉半寒星，池馆苍苔一片青”。陈关锋是新华银行经理，冯六爷（耿光）是新华银行的董事长，和父亲都是老朋友。陈关锋先生的夫人那时去了国外，当时还有一对音乐家夫妇住在那里。父亲除了开会，其他时间都到这儿来吃饭、休息。因为演出忙，饮食无序，父亲的肠胃不好，母亲还特意邀我父亲的学生王佩瑜一起来北平，料理我父亲的饮食卫生，因为她是营养学专家。
文代会期间，父亲演出了《霸王别姬》，还在当时文化工作有关领导的安排下，观摩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中山狼》《进长安》和现代戏《四肋》。7月底，为救同行之急，父亲在长安大戏院演了四场义务戏，票款全数由李八爷（李春林，现程派名师李文敏的父亲，梅剧团总管）管理，支付同行救急。
参加政协一届全体会议
9月4日，父亲又一次动身北上，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父亲演了一次戏，并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在政协联欢会上做了一次节目主持人。主持人和现在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差不多，有两位，另一位是田汉。看戏的人都是文化界的领导同志和政协委员中的京剧爱好者，这可以说是全国政协京昆室的前奏了。 政协会议开完后，因父亲离开北平近20年了，20岁左右的人没有听过梅兰芳的戏，市民要求演出的呼声极高。长安戏院（老长安戏院，西长安街路南）方面也托尚小云（父亲的表妹夫）来说，要求帮几天忙。父亲也觉得应该和市民观众见见面，于是约定开完会，唱十天。戏码由父亲自己圈定，点定了《起解》《贩马记》《宇宙锋》《别姬》《凤还巢》五出戏。在长安戏院演出的十天中，有四场《别姬》，因为买票拥挤，票柜上的玻璃都被打破了，警察也无法维持秩序，长安院方要求多演《别姬》，以解决这种困难。
梅家的住宅
1949年，父亲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时，周总理曾对父亲说：“我希望你到北平来主持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你可以住到旧居无量大人胡同。”后来，父亲通过阿英同志转告周总理，说那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卖给柯家了，现在如果住进去，人家会怀疑他倚靠政府的力量强占此屋。父亲让阿英同志把这层意思转告周总理，希望总理能了解他的苦衷。事后，总理派了政务院申伯纯同志陪父亲看房，就到了护国寺街一号。
那是一个四合院的规格，只有北房和东西厢房，南面是杂草地。父亲表示：“现在就我和许姬传二人，足够住了。”就拍板了。那房当时是招待所，邓宝珊将军还住在里面。到1950年下半年，我母亲带着我们来时，南房也盖起来了，就是如今这个样儿了。
近半个世纪，北京人都知道梅家住在西旧帘子胡同29号，这是梅家唯一的房产，有产权证。这所房子当年是《大公报》经理胡政之的女婿王先生的私房，由当年为梅兰芳管理经济的老友、新华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曹少璋租赁居住。那年，业主要出售此房，父亲得讯，就对曹少璋说：“你问房主卖多少钱，我买下来，省得你搬家了。”当时大概花了6000多元，也就唱几天戏的收入。后来稍加整修粉刷，作为招待外面来的亲友的住处。新中国成立后，冯六爷夫妇从上海到北京，就住过此地。父亲逝世后，母亲因住在护国寺触景伤情，就搬到西旧帘子胡同。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北京城，护国寺梅宅大门内贴满了批梅兰芳的大字报，不久我们被扫地出门。
“你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他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副对联是父亲生前经常吟诵的。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一直坚持颂扬美善，鞭挞丑恶。他不仅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多方面的爱好，诗词、绘画、音乐、书法、花卉和武术他样样都通。他学习这些并不是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以之换取物质上的享受，而是把各种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尝试当作磨炼自己艺术修养的手段。正因为他把这些都融汇到自己的表演艺术当中去，才创立了国际上独特的表演艺术体系。我现在已年逾八十，这些是我向父亲一辈子都学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