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制定全国文艺政策的机构的所在地，这种先天条件在某些时候可以让北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限制其艺术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影响已经过去，全国上下迎来相对轻松的艺术氛围，但是在北京稍有出格还是会引起格外“关注”，甚至引申出政治含义。
1986年第31期的《中国美术报》上发表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三年级学生马刚撰写的文章《我的怀疑》。他说：“近一二年来，我们借用别人的各种语言，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锢，作为破是可以的，但这种简单的、不伦不类的绘画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后人视今，则是一堆观念、口号。”这种认识在北京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或许也是在北京地区未能形成群体的原因之一。“现代主义”的种子不仅在美术学院的学生心中，老师们同样具有“现代倾向”，如“11月画展”中参展的曹力、马路，还有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徐冰和吕胜中。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没有再次出现像“星星画会”那样有影响力的组织，也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成立各种艺术组织。北京的青年艺术家在接触各种文化信息方面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这里也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经历和艺术追求，北京艺术家的地域性意识也非常弱，所以未能形成明显的地域性文化。关于这种现象当时也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有人认为北京的创作空气最好，正逐渐走向多元化，相对而言，外地的美术运动所形成的冲击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的对立面的愚昧和保守；也有认为北京的青年画家见多识广后的表现是犹豫和无所适从，呈现了个体游离的状态，缺乏群体性文化的冲击力；也有不少人觉得方便的卖画条件使他们不注意建构自己的理论，深入自己的艺术思考。批评家高名潞对北京地区的美术新潮做出如下评价，“它与北京的改革一样缺乏生气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