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山、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命，后成为保卫中共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他们跟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到达延安，护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挺进北京，参与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文革”期间，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人民领袖纵横帷幄的风采。
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学文化
警卫队组建后的一天，吴烈带我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把我介绍给了毛主席。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了解，虽然领导介绍了一些事情，但首长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惯，还是要靠自己去观察掌握。
到毛主席那里没有多长时间，一天早晨，我去检查警卫工作，来到毛主席窑洞。当时主席没有在里面，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地图，桌上、铺上摆满了书，书又是打开的，有的夹着纸条，桌上还有很多文件。我看到这种情景，就把值班警卫战士叫来问：“主席这里这么乱，你们也不给整理一下。”这个战士说：“主席不让动他的东西。”我说：“谁不喜欢整洁干净一些？”于是我就和他将地上的图纸卷了起来，又把地上、床上、桌子上的书和文件全部整理好，这个战士又把地扫了扫，桌子擦了擦。就在我们搞卫生的时候，主席回来了，他一进门看见屋里的情景就说：“糟糕，糟糕，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那战士看到情况不妙就赶快出去了。我说：“我看见屋里太乱了，我们就整理一下。”主席马上说：“你没有看见上面写着字吗？”我的文化不高，再加上主席写的字又是草字，我看不太懂，我就说：“我识字不多。”主席听完我的话后，情绪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上过什么学，我告诉他读过几天私塾，到延安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过，但是由于准备打仗，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主席又问：“你不识字怎么给人家送信呢？”我知道主席问的是我在总政治部当通信员期间的事情。
我站在毛主席面前回答说：“那时送信很简单，叫我送哪儿，我送哪儿，叫我送给谁，我就给谁送啊。”这时主席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带好部队，又怎么管好部队？过了一会儿，主席又问我们警卫队晚上有没有点名，点名的内容。我回答完主席的问题后，主席讲：“点名不能只是叫叫名字。要把一天的事情简要地讲评一下，要简短。一、二、三点写下来，你今天晚上点个名，我参加。”我照主席的指示，进行认真准备。晚上点名时间到了，我请主席参加我们的点名，当我们点名结束后，主席拿过我的笔记本纠正完错别字后，对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以前打仗没有时间学，现在时间多了，要教育部队好好学习文化。”
从这以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队的文化学习抓得可紧了。他还让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当我们的文化教员。我和叶子龙很熟悉，在长征路上就认识了。他教我们识字，教得很认真。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的战士就问，今天学了什么字？怎么写？记住了多少字等等。
叶子龙要求也很严格，他要求战士们每天必须认五个字。有的战士基础比较差，学习起来很困难，但是战士们很刻苦，一有时间他们就在地上写字，两三个人在一起时，就一起背书，搞得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在背生字。我看到战士们学得这么辛苦，平时又要执勤和搞生产，就向叶子龙提出来，学习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战士们吃不消。他说：“不行啊，这是主席要求的，不严格要求，我完不成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呀。”这之后他还是严格地教，战士们非常认真地学，他们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警备团吴烈团长、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两个连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做准备，后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这支部队被调往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其余的部队组成一个团留守延安，由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古远兴任参谋长，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转战陕北前夕，曾经发生了一个插曲，林彪想调刘辉山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对此，刘辉山回忆道：
吴烈团长和肖前政委带领警备团部分部队到前方，我当团长没有多久，东野林彪司令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前他找到我，他对我讲，东北的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多了没有干部带，想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组织一个师。我和林彪以前就认识，我在红一军团的时候给林彪、聂荣臻当过警卫连连长，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伤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想调我带些人过去。那个时候人员调动不像现在那么复杂，只要前方需要，头一天人还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线了，这样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谈完后，我找到张廷桢和古远兴，将林彪的话告诉他们，还问他们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古远兴首先表了态：“你决定，你说去我们同你一起走。”张廷桢说：“咱们过去可以，我没有意见，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带了，不要影响这里的工作。”我看他们两个人同意去东北后，就将商量的结果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我讲：“好嘛，你们到东北后，组织一个师，你任师长、张任政委、古任参谋长。”他要我们准备准备就走，还要把家属和孩子一起带走，他又从他的警卫连里抽调人员，给我们每家配了三个警卫员，还有两匹马和一匹骡子。 那时搬个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只要准备一个马褡子和两个筐，将被褥装进马褡子里，再将马褡子褡在骡子背上，一边再搭一个筐，小孩子坐在里面，这个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社会部，向李克农部长辞行。我把林彪想调我们到东北的事情向李部长作了汇报，他听后就急了，问：“定了吗？”我说：“定了，他们将警卫人员和骡马都已经配齐了，随时可以出发。”李部长听后，生气地说：“前方需要你们，这里更需要你们嘛！你们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谁负责？你们不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对，就不讲话了。李部长平时对我们警备团很好，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古远兴看到僵在那里，就对李部长说：“吴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们接替了他们，我们走了也会有人接替的。现在延安是大后方，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这下可把李克农惹火了，他瞪着老古大声说：“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没有事情，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们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交给谁？”我看古远兴还想再和李克农争下去，忙把他拉住，说：“我们不走啦，继续留下来。”在回来的路上，古远兴还是想去东北，就说：“咱们走咱们的，不要管他。”我对他讲：“你不要乱来，我们还是听李部长的安排吧。”随后我们把警卫员和骡马退还给林彪，东北也没有去成，还是留在警备团。
谁知道没有多久延安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也证实了李克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三个人又跟着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多。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长征路上，在一军团，大小战斗我也经历了，但这次面临那么多敌人追赶，我们这点儿人既不能和敌人拼光了，还要保证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在这期间，主席的一些决定和常人不一样，他为了不过黄河有时和敌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几经艰险，才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央和主席对全国战场的指挥。
意外的惊喜
毛主席、任弼时、陆定一住在山坡上一处有院墙的窑洞里。战士金武森在门口放哨时，毛主席出来散步，关怀地问：“你走路累不累？”金武森回答说：“不累！”毛主席又问：“你愿不愿意留在陕北？”金武森愉快地说：“我愿意，大家都愿意跟着主席和陕北人民一起消灭敌人。”毛主席很高兴，微笑着说：“好！我们应该留在陕北，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把敌人消灭了！”
这天傍晚，哨兵报告：发现一名军人吆喝着几头猪，向东赶路。刘辉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管理员张治安前去查明情况，并让张治安转告那人迅速向西转移。因为敌人这几天正在从东面顺川北上，继续东行是十分危险的。管理员追上去一看，竟是本团炊事班的老张。原来早在部队撤离延安以前就派他出去买猪，自从时局紧张，警备团撤离延安以后，再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这时，管理员赶快把老张的行李接过来，并帮他把猪赶到团部驻地。
老张随即见到了团领导，叙述了自己出来的经过。他说：“猪买了以后往回赶路，突然形势紧张起来了，看到沿途老乡都在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我向村干部、老乡打听消息，都说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了。各种传说也一天一个样地多起来，有的老乡说胡匪军占了咱延安;有的说中央和毛主席早已过了黄河了;可是也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走，还留在陕北。我想，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过了河，更保险一些，估计我们团也跟着主席过河啦。从这以后，我随疏散的群众走，一路上村干部、老乡们帮我照看着这群猪，帮我打听咱们团的消息。东打听西打听，也听不到一点准确的消息，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在陕北和敌人打转转。这群肥猪就是我的盘缠啦。”说到这里，老张有点倦意，因为他已经赶着猪奔走了半个多月了，但他还是兴奋地说：“真想不到在这里会碰到中央和毛主席，我又回到了部队，党交给我的任务这下算完成了。可是猪都瘦了！”团领导笑着听完老张的话，对他作了表扬和安慰。刘辉山说：“你辛苦了，买的猪一只也没有丢，任务完成得很好，赶快回班里洗洗、吃饭，好好地休息一下！”随即让管理员带他回班休息。炊事班的同志看到老张回来了，高兴坏了，打趣地说：“我们都为你担心哪，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下好了，咱们又可以一起保卫毛主席啦！”
第二天，团里的同志们看到老张赶来一群肥猪，也分外高兴。大家夸老张有一股子革命的韧劲。通讯员于万福说：“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够美美地会一顿餐哩！”班长罗正周说：“咱们不要光想到自己，毛主席和司令部的首长也和咱们一样，连一点新鲜菜也吃不到。我提议：先给首长们送一口最大的肥猪，同意不同意？”大家一听说给毛主席送猪，便异口同声地答道：“同意！咱们这就动手。”于是，有的报名要亲自宰猪，有的报名烧水，有的要求亲自抬着送去。
早饭以后，几名战士抬着一口又肥又白足有两百多斤的肥猪，送到了支队司令部。政治处李干事把团里的信亲自交给了任弼时，并说道：“全体同志为了表达对首长的爱戴，送来一点猪肉。”任弼时满脸笑容，详细问过猪的来由以后，说：“真谢谢老张了，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你们一路辛苦了，还是留给部队吃吧！”李干事说：“这不过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首长收下吧！”任弼时随即嘱咐支队司令部的同志，给九团全体同志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全团同志。
这天下午，在山脚下小河沟的野地里，任弼时、陆定一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和九团的刘辉山、张廷桢、古远兴开会。会上，各单位汇报了人数、装备、经费等情况。然后，任弼时讲了敌人的情况和各个战场上我军的胜利消息，并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意义。任弼时说，敌人的方针是将我赶往黄河以东，然后 “清剿”我陕北解放区。而我们要采用 “蘑菇”战术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十分疲劳、十分缺粮，将敌人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消灭它。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我们要在陕北坚持战斗，敌人爬一架山，我们也爬一架山，不消灭胡宗南匪军，我们就不过黄河。”他要求大家作长期打算，艰苦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做好群众工作。陆定一再次强调要做好长期打算，做好部队的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会后，团首长向部队做了思想动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战士们纷纷向党提出保证：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一定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克服一切困难，忠实地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光荣任务。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
这些老太太都住在附近，回家后，其他居民就问她们花是从哪里来的，她们说：“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花，人家不要了。”这下可就传开了，老百姓拿着工具、推着小车，都到天安门广场上来挖花，而且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天上午，周总理刚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在回西大厅的路上，听到几个服务员在议论。当周总理听到 “不像话，也没有人管”等言语时他停了下来，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服务员说：“很多群众在广场抢花呢！”周总理问：“也没人管一管吗？”服务员说：“是啊，也没有人来管管。”周总理说：“怎么搞的没有人管呢？去，把古远兴找来。”
我来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问：“广场上群众在抢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在这之前，早上在东门外执勤的战士向值班室汇报了这件事，我派了一名干部穿便衣到广场上去了解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讲：从一些捡花的老太太那里了解到，那些是主办单位不要的花，她们才挖走的。
当我告诉周总理我知道后，他先是看着我，而后又问我：“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去管一管啊？”我说：“广场不是我们的防区呀。”
总理问：“那是谁的防区？”我说：“是卫戍区他们管。”
这里要讲一下，北京的社会治安巡逻任务，刚一进城就是公安部队负责，公安部队撤消后，连部队带任务一起交给了卫戍区，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就是卫戍区负责。
总理听后，指示我：“你通知吴忠到我这里来。”
我正要转身准备去值班室给吴忠司令员打电话，总理把我叫住说：“你不要去你那里打了，就在我这里给他打电话吧。”我拿起总理桌上的“红机子”，这是总参一号台的直拨电话。
话务员问道：“首长，您要哪里？”我说：“要卫戍区吴忠司令员。”等了一会儿，没有接通吴忠办公室，却接通了卫戍区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首长，我是卫戍区值班参谋，吴忠司令员下部队了，不在机关。”
我告诉总理：“吴司令不在他办公室，下部队去了。”
总理说：“问他们哪位首长在？”我又问值班参谋：“你们哪位首长值班？”对方回答说是黄政委。
周总理知道黄作珍在卫戍区后，说：“叫黄作珍来。”
当我通知完卫戍区值班参谋后，离开了总理办公室，来到大会堂北门一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大厅内，接黄作珍政委。我和黄政委是老相识了，由于我的爱人李纶和黄政委的爱人杨芳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所以黄政委在北京军区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我们就相互往来，有时也互相开个玩笑。我看见黄作珍来到大会堂北门时，不知是因为见总理紧张，还是因为赶时间从车道到大门这段台阶跑上来的原因，总之他脸红红的，都是汗。他手里拿着帽子，军装上衣的扣子也没有系。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迎了上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黄政委你怎么才到呀？总理催问了好几次。”
他一边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一边问：“老古呀，总理有什么事情，这么急找我？”我忍着笑，故作认真的样子说：“哎呀，总理找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黄作珍听我这么一讲更紧张了，手里拿着军帽快步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说：“黄政委，你手里的帽子。”他把帽子刚戴好，我又告诉他：“还有你的衣服扣子没系上。”
一般接触过总理的首长都知道，总理对着装要求很严，如果不按要求着装会受到总理的批评。黄作珍听到我说的话后，他在总理办公室门口系好了上衣的扣子，又整理了一下服装后才进去。不大会儿工夫，黄作珍就从总理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出来时轻松的样子和进去时判若两人。我迎了上去，还没有等我问，他就说：“你这个老古，像这样的事情，你在电话里同我讲一下就行了嘛，还非要总理找我。”
我笑着说：“你这个黄政委，总理要见你，我哪能管得了嘛！”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嘛！”我听后大笑了起来，黄作珍也笑了起来。
黄作珍回去后，很快就将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了解清楚，基本上和我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对群众的组织和疏导，又是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受到了总理的批评。
事后由北京市委召集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开了专题会议，为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进行了统一的协调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