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城的“主业”是建筑设计，可是他的作品却涉及文学、艺术、建筑、摄影等多个领域，有百余首诗歌发表于国内外诗刊，并有多篇建筑和电影评论发表于核心期刊及知名刊物。
他说：“跨界是一种自我反思的途径，是一种从现实抽离，从固化的自我中走出的有效方式。可能要比专一人士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但从一个平台到另一个平台的相互切换，可以不断地反观自己。文学、艺术、建筑三个领域不同的视角会带来不同的感受。虽然整体推进缓慢，但长期下来，多个领域之间能够相通，互相促进。这可以保持你思维的活跃，保持你激情不减。”
“超然、不参与寄托，是可耻之事。”
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其格调是从文学中苏醒的还是自艺术里熏得，徒有姿态与舌灿莲花，总有一日一定会惨烈挂相。多数人年少时期对于文艺花腔盲目而不知羞耻地粗浅迷恋，使其青春里有过的所有骄傲终究如过气的少女潮流般成为一张鲜艳废纸。在空有愤世嫉俗姿态的浅薄道路上，何其多的人浪费了时间。而野城是一个善于“自育”的人，褪去自给自足的骄傲，他自少年时期始就耽于磨练专业与知识积累，此后一直走在“钝莫废常”的路上。
他念小学的时候，好尚与众异。由于喜欢收藏诸如钱币邮票火花等小物件，他大口大口地“吞”下了不少古董书籍，幼年时便呈现出一幅博识多知的面目。幼时迥异于他人的扎实的阅读史似乎为他提供了可以挥霍无度的丰厚智力。
在履践的路上，他有心去过一个行动的人生，选择以身负薪地接近它，奋起直追那些漂亮的彩饰与花环。他不会故作清高地说自己根本不需要它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想要实现价值的人必须佩戴它们。于是，野城活跃于各类媒体，包括社交网络，努力呈现自己。
他认为：超然、不参预寄托，是可耻之事。另一方面，野城一直以来也并不理解将“孤独”形容为一种“折磨”的说法，他害怕浪费生命，过度社交是杀死时间的利器，如同塞进肚子的垃圾食品。他享受孤独，喜欢宅着，或者一个人去远方。不久前他刚自藏地独身归来。两不尽弃、寻求折衷，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矛盾、尴尬：一面善于怀疑与否弃、一面信则信至痴狂；不想留下任何痕迹，却又那么急需稽之文字、验以楮墨。
孤独与缄默都是密闭的失掉空气的容器，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绝对是一件好器皿。然而大放厥词令人厌恶，人云亦云遭人轻贱，过度沉默又显得太过可疑。
理查兹说：只有诗可以救助破碎的人生。野城自2003年开始写诗，他溺陷于文字的灵境，郑重地命令它们舍生取义。之所以一直称自己为野城，他说“这是源于自己的一场梦”。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沉浸在诗歌的构思中不能自拔，他曾梦到一本名为《野城・流乡》的诗集，于是就将这个很“原生”的名字“野城”作为自己的笔名。
“诗歌仍然是崇高的。”
听野城说起幼时的经历，觉得他跟别的孩子相异，自小便禀有悲悯心与家国感。一如小学时每每在校园里听到国歌响，也会停下脚步，从心底升起一股端然的敬意。
如今见他坐在对面侃侃而谈，那股“士”的端然或许还是有的，只是唇角莫名添上一抹苦笑。文字的可能性，对于野城来说，既可是语言的创新、观念的表达，也可是对一种政治与文化立场的坚守与突破。
野城《房间学系列》包括“房间神秘学”、“房间政治学”和“房间动物学”。这组诗歌颇有些美感，而且有点幽默，谵妄地度化着事物的激烈。他似乎开始醒转：“在认清世界之前，认清自己更为重要。”诗句与生活缭绕，让他得以睇视迫在眉睫的自己；文字息怒于世界一侧，让他凝定于空间中，朝向事物本身摆渡着词语。被掐灭的愤世嫉俗正潜于空间中所布事物的角质之下，絮絮吐着遗言。“最后剩下的那几本/我会把它们和饥荒时藏匿的肉干红薯/埋在兔子、狐狸和猎人都找不到的树洞里/以备不时之需”……物皆消逝，然而消逝之物有时可以慰藉当事者所受的一切苦楚。野城说到自己“仍旧把诗歌看得很崇高”。对于为君为民为天命的使命感，仍旧怀有倾向性的好感与敬意――是善的，所以是美的、诱人的。只是应当挺起肩膀，承住生活抛出的重担和难题――路是有的，希望是有的，醒觉是比战斗更美更诱人的一件事。
倘若文字的目的只是表达，而不是奢求得到理解，晦涩就不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野城有一组装置作品名为“过度阅读”，类似于苏珊・桑塔格的“过度阐释”。他在《圣经》、《物种起源》、《毛主席语录》、《论语》等原典中遍布彩色便签纸、鸟类羽毛动物毛发、铅笔与晒衣夹，对此类过度阅读俱加挞伐。他认为过度阅读使人狂热，把物质的书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去加以膜拜，是相当危险的行为，书由此常常沦为匕首、枪炮和牢笼。野城完成的是一种辞物转化，他希望将书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对立地展现出来，让人重新认识书的本质。
“城市本该具有精神性，让人有归属感。”
书籍通过文字来传达思想，而文字是有局限性的。野城显然不会甘受文字的拘羁。大学时期的野城就涉足诸多领域，而南京大学建研所的一次建筑讲座，点燃了他对建筑的热情。没有比法兰西这片在文学、艺术和建筑上都非常卓越的国土，更适合他改变人生轨迹的了，于是大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了负笈法国去实现他的建筑梦想。
野城对于生态、环保的理解也远甚于一般建筑师。他觉得“建筑不只是建筑，它们更像是居民记忆的储存体。城市本身应该具有一种精神性，让人有归属感。老城区是记录历史的地方，不应该因为城市化进程而夷为平地。我希望通过生态乌托邦的理念，来挽救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老城区，把农业引入高密度城市内部，改造旧的社区，使之更适合居住，同时又保留了城市的记忆，这是避免大规模拆迁的一条道路。”
野城在ESA的毕业作品是“生态乌托邦”城市设计方案，这个致力于改良城市生态系统的方案让他获得了当年巴黎建筑专业学院（ESA）年度毕业设计第一名大奖。它的深化版本还曾于2011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出。
野城的这个方案立足于全球生态圈的尺度，而不拘羁于城市尺度。野城介绍其生态乌托邦的理念：“一即‘生态建筑，是一种治疗性建筑。’其二即 ‘城市农民，社会结构重组。’”他认为“生态建筑的本质是治疗性， 犹如一种活的机器。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被植入城市内部，如同给生病的躯体更换新的人造器官。‘生态乌托邦’就是想要把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引入城市内部，生态农业系统作为一个修复性环节被植入城市生态系统，并利用生态技术加速系统的循环再生，修复失衡的生态系统。 而野城最新的城市设计作品Flow City浮流之城，更是在生态乌托邦的基础上，打破横平竖直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提出建筑即景观，景观即建筑的“超景观”城市构想，让枯燥压抑的现代城市景观变得灵动起来。
他一直强调，建筑不只是形式和技术方面的设计，最本质的是要关注建筑的精神性，关注建筑给人带来的深层体验，而不是仅仅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建筑更应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有人幸运，平平静静踏入某个安定的领域；而理想主义青年却所学过繁，择一而为、旋即厌烦，另取新路、迷途流荡。野城却并没有此种焦虑，其迥乎寻常的才华，在于放弃对于一套既定符号体系的执着，在于能在不同的体系内灵活地切换，他使南北胡越之事联翩并驾而相映增色。不囿于一处，他是在以一种清醒、超脱之道研究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