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史，在一些事例面前沉思良久。略举一二。
其一，三国时的周瑜“性度恢廊，将军程普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其二，狄仁杰为相本是一位叫娄师德的人推荐，但娄师德为人温仁宽恕，从不对人讲，包括狄仁杰在内的人都不知道。狄仁杰“颇轻师德”，并“数度想把他排挤在外”。武则天发觉后，问狄仁杰：“师德贤乎？”狄仁杰答：“为将能仅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狄仁杰答：“臣和他一起共事，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狄仁杰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窥其际也！”
以上史料，前一则《三国志》《资治通鉴》均载，后一则《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亦可查到。前一则说的是周瑜包容宽恕将军程普致程普感动的事，后一则说的是娄师德包容宽恕狄仁杰致狄仁杰感动的事。两则史料都意在说明一个道理，即“惟恕可以成德”。“恕道”，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
恕，宽恕，恕道，都是一个意思，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己不接受的，绝不施加于别人。中国传统的恕文化根植于中国的仁爱文化，底蕴丰厚。自孔夫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来，两千余年的浸润渐染，已经内化而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道德心灵，已经成为国人为人处世的一种方式、一种原则。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原则还被联合国2000年列为“新千年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自古形成的责己恕人、向善利他的美德，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不附加条件、不强加于人的平等态度，不是一种任意的行为，而是出自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以儒家的仁爱忠恕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道是“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正是由于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才有中华民族的深沉情感和博大胸怀。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的国度，历史上从来把温仁多恕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要求，作为一种君子风范加以提倡。翻开中国的典籍，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周瑜的恕道、娄师德的恕道，还可以看光武帝的恕道、唐太宗的恕道，以及许许多多“小人物”的恕道。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星空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教观、“百善孝为先”的孝行观、“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道德观等等，一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绿叶葱茏的精神家园。
中国人骨子里没有侵略的文化，只有自卫的文化。我们不像有的国家那样有着侵略味十足的国家口号“八一宇”（把八方领土置于自己的一宇之下，即世界一家，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也没有系统的“脱亚入欧”和“海外补偿”等侵略学说。占据我们国人道德心灵的从来没有什么侵略扩张，而是“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君子爱其国以及人之国”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