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以互联网为支撑的信息科学对文学艺术的冲击和影响，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此而言，王轻鸿教授的《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以下简称《转型》）可谓是直面当下现实、回应时代挑战的求真务实之作。作者从信息科学对文学研究的深层影响入手，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当前文艺学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和学术热点问题，诸如当代文论研究的视角、科学话语的反思、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本质主义、文学终结论、批评范式转型、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乡土文学批评、重写文学史、文学图像化、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进行学理化清算与反思，可创造性地将现代信息科学的新成果、新观念引入传统文论研究领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文艺学学科的学术视野。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跨学科观念的引入，力图避免简单移植信息科学的术语、定理来阐释文学研究转型问题，而是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学理念，让历史说话，让材料作证，让事实下论断，并力图将信息科学知识、思想、方法、思维等方面的人文内涵，合情合理地融入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阐释过程中，在该著中恰到好处地化解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成功地获得了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较好地体现出研究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该著立论之高屋建瓴，分析之思路明澈，结论之以理服人，都给人留下了一读难忘的深刻印象。
具体说来，轻鸿教授的《转型》在论及信息科学语境中的人文意义以及信息科学之崛起所引起的“文学性”观念转型、语言观念的变化、“整体性原则”的更新以及“跨学科”方法的不断完善等问题时，十分注重各论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每一论题之下又深入探讨了若干密切关联的相关问题，具有条分缕析的逻辑特色和层层递进的运思风格，例如在讨论“信息科学与文学本质论”的章节中，论者从挖掘纷争不断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化根源”切入，然后从“信息科学视域中的‘文学性’观念转型”展开，并顺理成章地转入“文学终结论科学意蕴”的阐发，最后过渡到“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解析”，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反本质主义和文学终结论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哲理化剖析，使信息科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与影响，得到了准确生动且繁简适度的学理化阐释。
此外，作者在处理传统理论的守正与创新问题时有意识地坚持了前沿性与前瞻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艺术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既凸显了信息科学语境中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又保持了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所秉持的反思精神。面对纷繁复杂、千汇万状的人文思想与科技信息的文本丛林，作者取法形上，以普利高津、费耶阿本德、夏普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等哲人巨匠的相关思想为武器，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从容不迫地穿行在各种思潮和流派之间，显示出了一个当代“美学散步者”风神博雅的学术气度。
不难看出，在运思方式与行文风格方面，逻辑主线明晰、哲理阐发充分是该著比较突出的学术亮点。除此之外，作者还在“立主脑、密针线”方面下足了功夫。尤其是作者对研究论题之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可谓驾轻就熟，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对历史追踪与理论阐释的交替运用更是游刃有余。特别是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觉应用，较好地借鉴了信息科学理论，而且总能准确聚焦文学研究这个中心，使其范式转型问题得到了既有学理深度又能直击当下的诗性化表达。例如，作者在描述20世纪近百年的“转型”过程时，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一个宏观轮廓。作者指出，五四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学者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进化论、机械论思想，“赛先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曾经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术语、公式直接搬到文学研究中，掀起了文学研究的“方法热”，试图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结果陷入困顿，致使科学话语成为了文学研究的禁区。这些大而化之的描述，在其后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则不乏明察秋毫的细致和力图丝发无憾的耐心。正因为如此，《转型》所呈现的新论题、新视角、新思路有望为同类研究提供足堪借鉴的实例。例如，即便在“信息科学与传统文论的复兴”这样一些涉及“诗可以兴”之类的传统论题里，设计者也试图做到“以故为新”，并期望在“解析”与“检讨”中达到“望今制奇”的境界。对传统资源的有效开掘与合理借鉴，无疑也是《转型》的一大亮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作为高校战线的骨干教师，在致力于科研的同时，还肩负着传道授业的使命，所以，其学术著作不仅要展现学术个性和锐意开创新理路，而且还要注重挖掘相关基础学科的理论资源，自觉地要将学术研究成果打造成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著作，以便为教学服务，这种努力无疑是职业责任心使然，但它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成果的理论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