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与飞翔，均与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
路遥是延川县中学的校友，关于他的履历，我的许多老师都能如数家珍。1981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县中学老师们这样夸路遥：“我们路遥的小说获奖了！”“我们路遥就在这孔窑洞里住过！”……“我们路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当作家真好，这是我中学时代对文学最直接与最朴素的认知。从那时起，我就用心来遥望路遥，也有了明确的文学创作冲动。
路遥长我16岁。路遥对我好，皆是因为我的外公――一名正直的转业老军人的关系，他是路遥生前反复念叨的“忘年之交”。
我正式产生撰写《路遥传》的念头，是在2002年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发言时郑重提出渴望具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设想，并指出：“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上仍没有出现一本拥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呼唤《路遥传》，应是呼唤路遥本体研究的一种重要成果的出现。”我的这个发言稿后来整理成《路遥研究述评》公开发表，再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以及国内众多路遥研究书籍多次转载。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决心自己撰写一本介乎于文学与学术的《路遥传》。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2007年夏秋之际，我受学校委托，筹建并建成国内第一个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功能为一体的“路遥文学馆”。在当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怀着报恩之心，克服重重困难，只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高效优质地完成路遥文学馆的资料征集、馆舍设计、装修乃至布展等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当然，我在筹建文学馆时，也有意识地搜集路遥的各种资料，给日后撰写《路遥传》做准备。
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9月18日是文学馆完成布展的日子。那天晚上，连日劳累的我倒头就睡，鼾声不断。那晚，我做了一晚上梦，梦见路遥一直跟我说话，梦见他还像生前一样鼓励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头像炸裂一般疼痛。我赶紧打电话给研究生，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去花店买一束黄花与一束红花，让他把黄花直接献到路遥墓，并让告诉路遥这是我让送去的。我则把那束红花献到文学馆的序厅，给路遥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大声地说：“路遥老师，我终于把文学馆建成了。还是用您当年最爱引用的托马斯・曼的话来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不管怎样，文学馆终于建成了，就请您包容与谅解吧！”我把这番话说完，头也不痛了，精神也特别好。从此，我再也没有梦见过路遥。看起来，身在天堂的路遥听到我的话了！
2007年11月17日，也就是路遥逝世15周年祭日，路遥文学馆正式开馆。路遥文学馆馆名由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题写，新华社专门发新闻通稿报道，路遥女儿则专门发来《t望父亲精神的一面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之际》的感谢信。我在开馆致辞中认真表达了“感动无处不有，感激铭记心间”的心情。
要写出一本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当然，路遥大起大落的人生状态也经常影响到我的写作，我许多次因为陷入无限悲伤而停笔不语。这样，就势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传记的撰写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在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古人所言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深刻道理。路遥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6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敢于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文坛的风气。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时间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读者把他抬到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也是我深入学习与研究路遥的过程。我时时以路遥为榜样，坚持打完“一个人的战争”。
作家的生命长度是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唯其如此，我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不懈追求！
这就是我与路遥的故事。
（厚夫，本名梁向阳，1965年生。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心灵的边际》《当代散文流变研究》《边缘的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