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校门口，挂着一幅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正是孙先生对国民党党员干部“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根本要求。当年，高举的“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汇聚了多少不为官不为财，一心只为中华复兴谋取光辉未来的有为之士。然而，随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这个昔日革命政党的“正能量”却在不断减少，大量投机贪腐行为涌现，党员素质一泄千里，“升官”与“发财”相互捆绑，沦为官场的潜规则。
官场潜规则考验着国民党政权内的每一个人，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高级幕僚、人称“智多星”的唐纵也在其列。
唐纵其人其事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炎陵县。幼年颖异，好读书，后因羡慕国民革命，毅然投考黄埔军校，为第六期毕业生。抗战时期，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达8年之久。1945年9月起，唐纵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等要职，深得蒋介石信赖。
唐纵历来以努力国事、回报领袖知遇之恩为己任，他对官场中贪污腐化的行径深恶痛绝，私下屡屡抨击，曾慨然叹道：“现在官场中，自己不做事，又不愿旁人做。误事误国，言之慨然。……贪污的大的无人敢过问，小的做了替死鬼。”“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浑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占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知易行难，唐纵虽然对官场恶习颇多抱怨，自己却很难脱离潜规则的桎梏。唐纵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不久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因其视野广阔、组织有方、判断准确、办事严密等优异素质而被戴笠视为臂膀，甚至由其引荐至蒋介石身边工作。一飞冲天，可谓没有戴笠的一手栽培，就没有唐纵的飞黄腾达。戴笠之所以赏识、推荐唐纵，不仅倚其才，更缘于戴笠希望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亲信，为其张目。唐纵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后，受蒋介石倚重，成为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自此戴笠对唐纵愈加重视，用尽笼络手段，屡屡与其私下谈话，沟通信息。他以唐纵生活“清苦”为由，主动照顾唐纵家庭，安排生活日用品，并以“车马费”等名义定期送大额现金，以笼络其心。
唐纵何尝不清楚戴笠的心思，不过戴笠对他有提携之恩，戴笠的政治手腕使他又敬又畏。因此，唐纵对戴笠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
依唐纵之意，本不愿接受戴笠赠送的大额现金。既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的职务，就与军统再无瓜葛，何况自己还承担帮办军统的职责。收受手表、手枪之类的东西倒也罢了，收受大额现金，这性质又是什么呢？
1946年3月，军统特务沈醉向唐纵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唐纵毫无难过，甚至带有不耐烦的表情听完。沈醉心里一阵难过，认为唐纵太寡情。其实，与其说唐纵寡情，倒不如说唐纵此时方舒了一口气。
操纵人心的重要手段
以金钱笼络人心，并不是戴笠的专利。蒋介石就把赠送下属金钱，作为以潜规则操纵人心之重要手段。他习惯在逢年过节之时，赏赐下属，主任一二万不等，组长三五千不等，每次赏赐范围各有不同，所谓赏赐原则“予夺操于委座之手”。唐纵工作尽心，常有卓见，时受表扬。在他看来，自己应当在赏赐范围之内。
唐纵何其聪明，其实是清楚原因的。在与戴笠的交往中，他就发现戴笠根本不重视下属的日常薪酬，对“职员生活之痛苦，一无所睹”，戴笠所重视的，是“每人一百元至四百元亲手加给，表示其慷慨！”军统下层人员有人月薪仅13元，有人3个月未获薪酬，“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下属们难以养家之余，却目睹戴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大笔金钱掷于宴请美国人的餐桌，“缫丝厂之宴会，一餐十万元无吝色”。两相比较之下，军统内部对戴笠“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责人严、律己宽，以及挥霍无度极其不满。唐纵为此多次进言戴笠，请他重视军统人员薪酬待遇问题，戴笠嗤之以鼻。说到底，在戴笠心中，日常薪酬是国家给的，体现的是公务人员与国家的关系;而大额现金是戴笠给的，体现的是特定个人与戴笠的关系。赠送大额现金，是戴笠要求下属效忠、体现人身依附的重要方式;假设下属们薪酬足以养家，又如何能够一心为戴笠个人利益卖命呢？官场潜规则，实质就是如此。 更有甚者，戴笠不允许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美其名曰：“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如此无视人类基本需求，致使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可他自己却不仅包养大明星，甚至精心物色貌美少女献给宋子文，以讨好权贵，求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戴笠如此作为，如何能够使军统正气升腾？军统局内部矛盾重重，人谓“有三个严重之危机，一是学生与旧干部的斗争;一是贫穷（工作同志）与豪华（少数吃黑钱的同志）的对立;一是负责干部请示（不得不请示）得不到解决，不得不敷衍塞责。这三个现象，都是动摇人心的险局。”而戴笠以潜规则卖弄手段、操纵人心的行为，正是引发这三个危机的原因之一。
戴笠的危机，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介石营造小圈子，以官职、利禄操弄下属，要求人身依附、绝对忠诚于其个人，却不重视以制度体制解决问题。问题日积月累，抗战期间，已是积重难返，军队尤其严重。人言“各师长薪饷不足以养廉，政府默认其在部队内自想办法，此无异诲人以盗，助人为恶，以是狡黠者得以升官发财，忠耿者非至求去不可，军政部非不知其情，第无改革之心，奈何！”恶性循环之下，国家治理合法性荡然无存，贪腐之流占据高位，民怨为之沸腾，民国政府如何不倒台！
对于国家治理的深刻启示
一叶而知秋，唐纵等人的个案，可以窥见潜规则对民国官场渗透之深，影响之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民党政权因之日益贪腐，内部人心涣散，积重难返，终于失去民意，政权旁落。殷鉴不远，闻者足戒。潜规则对民国政权的巨大危害，也使我们从中获得了国家治理的深刻启示：
一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场潜规则。公务员姓“公”，只能忠诚党和国家，以考核取酬，按业绩晋升。如果官场潜规则横行，“年节”“车马费”等名目的恶习约定俗成、见怪不怪，正常上下级变成人身依附关系，怎么能指望公务员一心为公、严格履职？怎么能消除“家奴”式的公务员呢？
二是必须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潜规则者，潜也。它虽然貌似无所不在，难以对抗，其实阴暗脆弱，畏惧阳光。只有建立健全公开、透明、人性化的各项制度，才能使潜规则再无用武之地。要明确什么钱该收，什么钱不该收;什么行为该做，什么行为不该做;违反什么纪律应受什么惩罚，做到有章可循，绝不因人设事，更不允许形成利益集团，相互捆绑。
三是必须严格执纪执法。制度就是规则，纪律就是红线。对无视制度、触犯红线者，要依纪依法严格惩处;对玩弄权术，中饱私囊者，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内决不允许蝇营狗苟之徒、结党营私之辈玷污党纪国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不断推进从严治党，全面开展依法治国，正是向全社会宣告中国共产党决心完善制度，严明纪律，公正执法，宏扬正气，向潜规则开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场“战争”的深入，官场潜规则必然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再也没有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