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作家陶丽群在其小说《母亲的岛》①中写道：“我们都对这样的日子习以为常：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借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看不见的观念、习惯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训。《母亲的岛》中，“我母亲”在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冲破这道无形的枷锁走出家庭踏上了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之路。那么，没有母亲在场、或者母亲虽然在场却不司其责的家庭会是怎样一副情形？本文以三位中日青年女作家的小说为文本分析“母亲”的缺位对“女儿”的成长造成的影响及作家们给我们提供的不同的答案。
90后女作家钟嘉燕的小说《金歌》②中的主人公金小中生活在一个“虽不富裕，却也能衣食无忧”的家庭里。母亲马小媚是个“性子很随便的人，准确地说是生活得很随便的人”。“安逸的日子过久了”之后，马小媚迷上了麻将，并结交了一个名叫“矮仔”的牌友，经常邀其来家里吃饭。“金小中不喜欢矮仔，因为她总觉得矮仔一本正经的表面下，闪动着许多不怀好意的心思”。“常常有意无意，矮仔就喜欢制造些身体接触”。初二的暑假，趁金小中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矮仔掏出手机给她看图片。“拍得不很清楚，分辨不出是什么。但金小中已经隐隐猜到是什么了，心上一恶”，第二天就跟一个网友跑了。三年后，金小中抱着一个婴儿回来了。姐姐金小侠想不明白曾经“乖巧的妹妹”“怎么就胆敢做出这种事”，金小中告诉她：“姐，怎么，早就烂了，你现在才知道？”
金小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因为她母亲马小媚的疏忽及不称职。这个“生活得很随便”的母亲“对孩子都是采取放养的态度”，这首先体现在给孩子取名字上。“农村的风俗，认为孩子贱名才能好养，马小媚自己就是被她妈叫着‘狗屎媚’长大的，等到她自己有了小孩，也依样画葫芦，给三个孩子取了小名，分别叫‘狗屎大’‘狗屎中’和‘狗屎小’。孩子大了，都不愿意再被这样叫时，马小媚也随意，就想给孩子取名为‘金小一’‘金小中’和‘金小三’”。姓名，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甚至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没有充分享受到母爱并从中学会母爱，马小媚显然缺乏作为一位母亲应有的对孩子的关心及引导，是一个失职的母亲。正是因为母亲的缺位，小时候的金小中才会懵懵懂懂地服从命令“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小组，去小巷子或小矮树丛后面找个地方做生小孩”的游戏；“对小时候的金小中来说，只要有人对她笑，就是善意的”，于是当老三笑着“从铺子里拿出一个卤鸭头”给她时，她就“无知无畏地随着老三走进一条小巷”，因而受到了侵犯。
迷上麻将之后，马小媚干脆“跑去麻将馆里泡着，常常是孩子们都睡下了，还不见她回来”。相对于“过着不思进取的懒散生活”的马小媚而言，80后女作家慕容素衣的小说《我绝不宽恕》③中的母亲林巧娥“念过高中，由此造成了心气高的毛病”。“女儿童童穿着膝盖上有补丁的裤子被街上的小男孩耻笑。从那一刻起，她就发誓，一定要让女儿过上好日子”。于是，她把两个女儿交给爷爷奶奶，夫妻双双南下淘金去了。虽然每天要在车间劳作十小时以上，但她果然让女儿们穿上了“使同龄小姐妹眼红不已”的漂亮的裙子，衣锦还乡的她“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满心飘飘然”。她以为“女儿们过得富足开心”，可是两个幼小的女儿却因为母亲不在身边而受到了隔壁家儿子的性侵犯。即使后来“妈妈从广东回来了，给她买了漂亮的呢子裙。可是妈妈太忙了，忙着要打麻将，任凭那个人把她从麻将桌边带走”。
和其他受到过侵犯的孩子一样，李童“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小说中写道：“她们将自己一生不幸的开始，都归咎于幼年时没有得到母亲精心的照料”。“因为儿时陪伴的缺位，她们母女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从来不会像其他母女那样心心相印”。尽管后来在一个陌生网友的开导下，李童“一时间心潮起伏，想起了很多往事”，她想起“妈妈温暖的背”、想起初恋失败后妈妈给她煮了“一大锅红糖姜水”、难产时“是妈妈攥着她的手”，她终于承认：“不管她有多么不愿意承认，她这辈子是脱离不了和妈妈血肉相连的关系了”，但她其实并没有原谅母亲在自己小时候抛下姐妹俩外出打工这件事。
以上两篇小说中的母亲都是不称职的，马小媚性子随便、懒散，林巧娥虽然“自问为女儿牺牲良多”，却当其他孩子“都有妈妈陪着”的时候，她没有“守在孩子身边”。因为母亲的缺位，“过去乖巧可爱的”金小中才会冷笑着说：“早就烂了”，在金小中眼中，她自己烂了，自己一家烂了，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也烂了。所以，《我绝不宽恕》中的主人公――女儿李童才会一直深陷于幼时的阴影之中而“绝不宽恕”。
那么，难道母亲的缺位、母爱的丧失就一定会造就“不快活的女儿”④，并进而导致家庭的腐烂与崩溃吗？以上两篇小说似乎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1979年出生的日本女作家村田沙耶香却试图打破常规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
村田在其小说《芝麻开门》⑤（日文原名：タダイマトビラ）中同样也描写了一个懒散、不称职的母亲。主人公“我”的母亲“没有一般的母亲都会像温泉一样‘涌出来’的情感”，也就是说她没有人们认为作为一位母亲天生就应该具有的、源源不断的对孩子的爱，和前面两位母亲一样，她也是一个缺位的母亲，一个缺乏母爱的母亲。当丈夫要求她“更像一个母亲的样子”时，她回答到：“我已经在做了。我每天给他们做饭吃，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作为一个主妇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还有什么不对的呢？”丈夫让她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她说：“难道我生了他们，就一定要爱他们吗？” 小说一开头写到，“我”弟弟欺负了小区里一起玩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的母亲怒气冲冲地上门兴师问罪，“我”母亲“蓬着一头乱发”一个劲地低头赔礼道歉，其嗓门之大把对方吓了一跳。孰料对方走后，母亲马上从冰箱里拿出甜食大吃一顿，并抱怨说：“为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的孩子看得这么宝贝呢？歇斯底里的。”
面对这样一位不称职的、缺位的母亲，主人公“我”并没有像《我绝不宽恕》中的李童那样幻想着“如果妈妈能够一直这样抱着她该多好啊，妈妈们不是都应该守在孩子身边的吗？”；也没有像《金歌》中的金小中一样和网友私奔，而是通过一种“自慰似过家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家庭欲”。“对我而言，‘家庭欲’不过是一种与排便或排尿相差无几的生理现象”。每当需要解决自己的“家庭欲”时，“我”就躲进自己的房子里在“自慰似过家家”的过程中不断地体验到“拥抱和解放”的感觉，从而让自己“滚烫的肌肤冷却下来”。“我觉得，没有的东西自己去创造就行了。这么简单自己就能处理的问题，弟弟为什么一定要找妈妈处理这种欲望呢？”
当然，“我”知道这种自我安慰不过是一种“欺骗大脑”的行为，但是“只要欺骗大脑，就可以平复几乎所有的欲望”。“普通的孩子只能享受到别人给他的那份爱，可是我给大脑的爱却远远多于这些”。
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不用相亲相爱。这既把我们逼到了困境，但同时又是一种拯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绝不宽恕》和《金歌》里的两位母亲。如果李童也能像《芝麻开门》中的“我”一样舍弃母亲“应该守在孩子身边”之类的幻想，用自己的力量抚平伤口、走出泥潭的话，那么原本“事业心很强”的打工女林巧娥可能会活得更有自我价值，而不是一直对自己当年在“人生的高峰”时不得不回来照料孩子而“耿耿于怀”。“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她将自己的庸碌归咎于孩子的拖累，数十年来挂在嘴边的总是同一句话：‘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可是，女儿李童却认为“什么叫做都是为了你们？真为了她们姐妹俩好，母亲就不应该在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抛开她们，一年只回一次家”。这对母女陷入了互相“绝不宽恕”的怪圈，谁都“不快活”。其次，年轻时的马小媚“披着一头及腰的长发，乌黑油亮地似乎还闪动着光芒”，但“先是为了家里人，后是为了在外地上大学的弟弟”，她“放弃学业，十五六岁就外出打工”。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不知道女性除了为家庭而存在之外还应该为自己而存在，所以才活得这么随便、这么自暴自弃。
正如《我绝不宽恕》中那位陌生的网友写给李童的信里所言，“我们活在世上，谁也没有办法避免受伤，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和过去的伤痕自如地相处”。一向以颠覆性写作而饱受争议的村田在《芝麻开门》中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相似的出路：通过自慰似的幻想与自己的欲望自如地相处，《金歌》中的金小中也差点找到了这条出路的。她曾经试图钻进家里那个洗衣机的大包装箱，“黑暗封闭的箱子，好像能把外面的一切都隔绝开，真有安全感”，但在马小媚的斥责下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家附近建了一座大型书城，“发现这个书城之后，金小中就一头栽了进去”，“她已经看得很多了，但她还是在看，不停地看，像是被什么不知魇足的东西驱使着”。金小中本来可以在那个大箱子里或书中找到一条和社会自如地相处之道的，可惜的是作者没有给她这条出路，而是让她在怀着对母亲的牌友的厌恶中离家出走，然后又满身疮痍地回来，最后冷笑着说出了一句：“早就烂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不仅是金小中的悲哀，也可以说是依然固守着“母爱神话”幻想的作者的悲哀。
村田沙耶香说：“我对人类并无憎恨之心，只是极其厌恶社会中的一些体制以及必须懂得的一些时务，因此强烈地希望把人们从中拽出来”⑥。母亲的缺位、母爱的丧失也许会造就“不快活的女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自立，这既“拯救”了母亲，也“拯救”了女儿。
参考文献：
[3]慕容素衣.我绝不宽恕.小说月报，2014，11：71-91.
[4]上野千鹤子著、吴咏梅译.《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7.
[5]村田沙耶香.タダイマトビラ.|京：新潮社，2012.
[6]吉田伸子.家族小hに大きな一石を投じた物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