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是一段封存了60余年的秘密……
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式落成，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笔者看到，镶刻着经各方查找已经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为此，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同时，台湾工委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地下党组织全面灾难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3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蒋介石紧急召开阳明山会议，3天后，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30分，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3天3夜的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夜以继日地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一天，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虽说后来钟浩东一直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2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却在当地的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2个月，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
舍身取义，那些宁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群士兵走进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4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运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正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曾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
1940年底，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得以一起共事。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7年4月，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后，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他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递交给华东局。
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告诉他自己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偕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子女去到台湾，留下大儿子吴韶成、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以及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吴石的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5月6日，吴石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朱枫，1905年生，浙江镇海人。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金门、舟山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的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2月2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变，供出了朱枫和吴石。在吴石的寓所，特务搜到了为朱枫开出的“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逮捕。
国民党特务原以为朱枫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但朱枫大义凛然，宁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朱枫枪杀在台北。
1937年初，陈宝仓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8月，日军向上海进攻。双方实力悬殊，陈宝仓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和物资转移争取了时间。
1939年春，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
在这期间，陈宝仓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1939年秋，日军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截断国际对中国的物资支援，以10余万之众，从海南岛偷渡，在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南宁，直陷昆仑关。国民党调集部队发起总攻，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方面战役。桂南会战历时1年，毙伤日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发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陈宝仓因而被免职。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民革，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饶彰风、方方等接触，表达了可以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年底，陈宝仓案被撤销，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卖，陈宝仓身份暴露，与吴石、朱枫、聂曦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
聂曦，原名聂能辉，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
国共对立关系解冻，英烈踏上回家路
历经九死一生，能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员寥寥无几。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也没有出卖同志，在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
长期以来，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的英烈在大陆始终是无名英雄，他们生前的惊天壮举无人知晓，死后遗骨也无人认领。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离世，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营造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国共历史恩怨逐步淡化。
1994年1月4日，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台湾英烈回归大陆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他们将像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从韩国回归祖国一样，在大陆得到安息之地，供后人瞻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