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出生于显赫的曾国藩家族，是叶剑英元帅的第三任妻子，也曾是邓颖超和宋庆龄的秘书。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她与领导人一起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开创历史，并且就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后。她是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女委员之一。求学时，她追求个性解放，年少投身革命，解放后又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在革命中辗转流离，在感情上饱经风霜，在“文革”中受尽苦难，却坚强无比。
她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1910年，小叶剑英13岁。在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家庭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和心计而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抛开意识形态不论，单纯从家庭门第、坎坷经历和个人品行评价，曾宪植其人确实是众多中共革命大姐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最具备人品和道德感召力的一个。
1931年曾宪植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奉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俩只好再次分手，曾宪植第二次去了香港。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俩再次相见。1938年初，曾宪植怀了叶选宁后第三次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次年，她将未满周岁的儿子辗转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荷叶大夫第，独自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在南岳游击训练班任教官时，曾下山到大夫第看望儿子）。1950年才将儿子接到北京。其子叶选宁在荷叶大夫第住了11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塾教育。
1941年，曾宪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等到曾宪植终于盼来调往延安的机会时，此时的叶剑英不但已经另娶，而且生下了女儿牛妞（即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因一部《原野》轰动一时的凌子）。开国大典时，搀扶宋庆龄，与毛主席、朱老总等登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站在周总理旁边的女士就是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在北京椿树胡同全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住了几十年，一张屏风隔在两张单人木板床之间，里面那张曾宪植睡，外面那张留给儿子。屋里陈设极为简单，四只小板凳围着一张小矮桌，用来吃饭会客，一个小蜂窝煤炉，取暖烧饭兼而用之。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她是一把大黑伞，还罗列出72个小鬼在这把大黑伞下受到庇护。“文革”伊始，曾宪植最先受到冲击，后又被送到位于冀中衡水县疙瘩头村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还被作为专政对象假枪毙过。其子叶选宁，“文革”中因得罪“中央文革”的一位大人物，以反革命罪坐了两年牢，后被送到渤海湾边一所农场劳改，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落下终身残废。
1974年，叶选宁从北京去衡水看望妈妈，妈妈疾病缠身，憔悴不堪。回到北京后，饱含着对母亲的爱，叶选宁用左手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请示批准他母亲回京治病。
两天后，毛主席收到了这封信，当即批示：“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当日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一辆卧车载着军代表驶向衡水，次日，曾宪植被接回北京，住进阜外医院。1978年9月，在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曾宪植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再次担任妇联党组副书记。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