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之由来
1930年8月,上海的《戏剧月刊》(刘豁公主编)举办梅、程、尚、荀“‘四大名旦’之比较”的征文活动,收到征文70多篇,苏少卿、张肖伦、苏老蚕等人的征文获奖。1931年,《戏剧月刊》根据广大观众对四大名旦表演艺术分项评分的汇总统计,刊登了一份“四大名旦”评分表,他们的总分分别为:梅兰芳565分;程砚秋540分;荀慧生530分;尚小云505分。无论就四大名旦的年龄长幼、声誉高下以及评比的总分看,梅兰芳均居“四大名旦”之首。
1931年6月,海上闻人杜月笙在浦东兴建的杜氏祠堂落成,为此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京剧堂会,南北名角云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合演了《四五花洞》,分饰真假潘金莲,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后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将其灌制成唱片,被誉为“四大名旦”合作精品,风靡一时,流传甚广,“四大名旦”的称谓愈加传扬于世了。
“四大名旦”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京剧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历史产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京剧进入了兴盛时期,老生行当中除了“老三杰”程长庚的徽派、余三胜的汉派、张二奎的京派以及谭鑫培的谭派之外,又出现了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四大须生”以及麒麟童等名角。此时旦角行当崛起于京剧舞台,涌现出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徐碧云、黄咏霓、于连泉、王蕙芳、朱琴心、欧阳予倩、赵君玉、刘筱衡、黄玉麟、小杨月楼、黄桂秋等一批名角,他们在表演上各具特点,各自拥有自己的观众群。“四大名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四大名旦”身边的四大编剧
“四大名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十分重视新戏的编创,他们各自与自己的编剧一起编演了许多具有自己流派特色的剧目。剧目是文学剧本、舞台形象、艺术表演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它是演员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依据。一个艺术家的流派创造总是与一定的剧目相关联,它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会选择不同题材、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剧目。即使是同一题材,不同的艺术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艺术处理,从而呈现出迥异的风貌。因此每个艺术家上演的剧目往往就是这个艺术家艺术流派特色的一个标志。剧目是艺术的综合体,但其中最重要的首先是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四大名旦”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身边各自都有与之长期亲密合作的剧作家:梅兰芳――齐如山,程砚秋――罗瘿公,荀慧生――陈墨香,尚小云――清逸居士。这四位编剧为“四大名旦”编写了大量的剧本,并且长期与“四大名旦”合作,切磋艺术。京剧是唱、做、念、打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演员是这种综合艺术的直接体现者,剧本则是演员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依据,是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基础。齐如山、罗瘿公、陈墨香、清逸居士这四位编剧为“四大名旦”编写的剧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注重让剧本的题材、内容、风格适合演员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注意发挥演员的艺术特长。四位编剧对“四大名旦”艺术流派的创造和艺术成就的建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位编剧为“四大名旦”编写了大量剧目,尽量发挥他们的表演特长,为他们创造优美动人的舞台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四大名旦”流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四位编剧不单单是“四大名旦”演出剧本的编撰者,而且是“四大名旦”艺术上的良师挚友,他们是“四大名旦”进行艺术改革的合作者,也可以说是“四大名旦”流派艺术的共同创造者――这四位编剧都是学识渊博的文学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他们自然成为“四大名旦”的艺术高参和文学顾问。由于他们介入京剧艺术,有效地提高了京剧艺人的文化素养,也提高了京剧剧本的文学性和京剧艺术的文化品位。
“四大名旦”与四大编剧,台前幕后,灵犀相通,他们的亲密合作在京剧艺术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人们称他们为“梨园知己”。正是因为四大编剧与“四大名旦”的默契合作,他们所创作的剧目已经成为“四大名旦”流派艺术的标志――“四大名旦”的流派艺术与其代表剧目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人们提到梅派,就会想到《太真外传》《洛神》《霸王别姬》;提到程派,就会想到《金锁记》《玉狮坠》;提到荀派,就会想到《荀灌娘》《红楼二尤》;提到尚派,就会想到《空谷香》《白罗衫》……
梅兰芳与齐如山
齐如山从1916年开始为梅兰芳编写剧本,由其执笔的剧本有三十余种。
1916年初,梅兰芳的朋友、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吴震修告诉梅兰芳,说在《小说时报》里发现一篇包天笑的短篇小说《一缕麻》,是有关一个指腹为婚的故事。他说:“一对未来的夫妻,还没有生下来,双方父母就替他们订了婚。做父母的逞一时的高兴,轻举妄动,没想到断送了自己儿女的一生幸福。现在到了民国,风气虽然开通了一些,但是这类摸彩式的婚姻,社会上还是层见迭出。应该把这‘一缕麻’的悲痛结局表演出来,警告这班残忍无知的爹娘。”说着,他打开一个小纸包,取出这本杂志,递给梅兰芳,说:“你先带回去看一遍,我们再来研究。”梅兰芳回到家,连夜把小说读完了。他觉得这篇小说的确有警世的价值,便决定编成一出时装新戏。他先请齐如山起草一个提纲,齐如山爽快地答应了。 齐如山第二天就把提纲列好,拿来让大家斟酌、修改。这个戏写林知府与钱道台交好,两家指腹为婚。后林家生一女名纫芬,聪慧美貌,钱家生一子,却是个傻子。林纫芬入学堂读书,与表兄方居正相爱。后方出国留学,林纫芬在父亲的逼迫下嫁到钱家。婚礼方毕,林纫芬即患白喉症,病情凶险,大家都不敢接近她,但傻子丈夫却尽心照料伺候林纫芬。经过一番调治,林纫芬病情渐好,而傻子丈夫却因感染而命丧黄泉。林纫芬病愈后,神志清醒,见鬓上有一缕麻线,大骇,及知傻子丈夫因己致死,她在抱恨绝望之余,亦自杀以殉。这出戏的结尾与包天笑先生的原作有所不同,在包天笑的原作里,林纫芬是为她死去的丈夫守节的。
齐如山为梅兰芳编写的戏很多,著名的还有《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麻姑献寿》《木兰从军》《天女散花》《太真外传》《霸王别姬》《宇宙锋》《西施》《洛神》《红线盗盒》《春秋配》等。
齐如山又名宗康,是河北高阳人,幼年起即爱好京剧,博览群书,精于文史,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与品位,通晓德、英、法几国文字,曾赴西欧留学,考察过欧美歌剧、话剧的状况,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他酷爱京剧,并主张改进中国戏曲。他与梅兰芳相识始于他写信对梅兰芳演出的《汾河湾》提出改进意见,见面后遂成莫逆。不久他为梅兰芳编写了《牢狱鸳鸯》《嫦娥奔月》,俩人为改良京剧,在剧目编排过程中共同琢磨,设计了《嫦娥奔月》中嫦娥采药的“花铲舞”。
齐如山撰写的剧本,着意配合梅兰芳的创新需要,注意发挥梅派艺术的演唱特长,他的剧本注重唱词的诗意化,以体现梅派艺术典雅清丽的特色,还注重发挥梅派艺术在京剧舞蹈方面的艺术功能,如《黛玉葬花》中的“花锄舞”、《天女散花》中的“长绸舞”、《霸王别姬》中的“剑舞”,都是齐如山与梅兰芳共同设计的。
齐如山还是梅兰芳在诗词歌赋方面的指导者,他介绍梅兰芳拜师学画。梅兰芳高深的文学造诣与齐如山有密切的关系。
程砚秋与罗瘿公
罗瘿公编写的剧本很注意适合程砚秋的流派特色和艺术特长,所编剧本内容以古代妇女反抗封建礼教的悲剧为多。如《金锁记》突出了窦娥的善良性格及其身遭冤狱的悲惨遭遇,充分发挥了程派艺术哀怨沉郁、缠绵抒情的独特风格。
荀慧生与陈墨香
陈墨香,一名敬余,自号观剧道人,湖北安陆人。其父陈学菜为清同治元年翰林,官至工部尚书。陈墨香一生不愿为官,却酷爱戏曲,并潜心研究。他精熟昆腔京剧,钟爱评剧、梆子等地方戏曲。他与京剧名家王瑶卿过从甚密,引为挚友,经常一起切磋研习。他向王瑶卿学过不少戏,不时登台“票”戏,与余玉琴、路三宝等人同台,演青衣、花旦、刀马旦戏,如《能仁寺》《虹霓关》《探寒窑》《破洪州》等。与此同时,他博览古籍,嗜读经史、笔记、野史、古典小说和戏曲剧本,从中汲取素材,提炼生成京剧剧本,成为一名著名的京剧编剧家。
尚小云与清逸居士
清逸居士,满族,爱新觉罗氏,本名溥绪,袭封庄亲王。入民国后,以庄为姓,自名清逸,号清逸居士。他家学渊源,第一代庄亲王允禄乃是乾隆年间著名戏曲音乐家、作家,曾参与《律吕正义》的编纂,清宫“四大本戏”之一的《鼎峙春秋》即出自他的手笔。清逸居士深受熏染,自幼读诗文、识音律,后博览元明清各代杂剧、传奇、话本、小说,频繁出入戏园,顾曲品剧,有时也粉墨登场,票戏为乐。民国初年,偶有剧评发表,后专为名伶编写京剧剧本。清逸居士作为逊清贵胄,其遭际十分坎坷――庚子后,其伯父载垣因追随肃顺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获罪“缢杀”,溥绪自然受到株连;辛亥革命后,民国优待逊清皇族,溥绪得以承袭世封,享受庄亲王的爵禄;后来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溥绪的爵禄被取消,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对世态人情的认识入木三分,这些往往反映在他的剧作之中。
清逸居士在辛亥前后专为尚小云编写剧本,所编剧目有《空谷香》《林四娘》《秦良玉》《婕妤当熊》《白罗衫》《峨眉剑》《前度刘郎》等。
清逸居士所撰剧本,大多取材于明清传奇和古话本小说。他的剧本文理通畅,精于结构,巧于关目,有较高的文学性,并适合舞台演出。剧本中多表现正义刚烈之气,这与尚小云善于表现大起大落的剧情和刚毅正直的性格契合。清逸居士的剧本创作有力地推进了尚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