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
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5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依据是：
第一，源于3个知情人的回忆，他们是沙大风的儿子沙临岳、上海文史馆馆员薛耕莘、宁波镇海的陈崇禄。薛耕莘曾经在《上海文史》上撰文，称梅兰芳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崇禄则说他曾经见过沙大风的一枚印章，上有“四大名旦是我封”这7个字。
据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临岳还说，其父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第二，上海早年的戏剧杂志《半月戏剧》主笔、专事戏剧评论的梅花馆主（本名郑子褒）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的论断，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四大名旦是沙大风所封”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四大名旦”的来历，是因为荀慧生。他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
“留香”，是荀慧生的号；“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是被称为“白党”的捧荀派。旧时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争相捧自己钟情的艺人，甚至为此另组专社专团，比如，捧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的有“白社”，捧尚小云的有“云社”等。相应的，“社”的成员，就被称为“党”，比如，“梅党”“白党”等。
那么，“白党”捧荀慧生，为何要提出“四大名旦”这个称谓呢？梅花馆主在文章中，很肯定地这样写道：“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儿，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