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长期以来，在研究红四军这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往往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与“九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产物。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中，简单地把朱德、陈毅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认为前者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正确军事路线的唯一代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军事学院（后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任教时，曾奉命参与关于红四军“七大”资料（兼专题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曾参加过红四军的这几次会议。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专题组以有力指导，并在全校做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了萧克将军的指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担任了专题组的执笔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启示。
“七大”主流是好的，并非一无是处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在如何建军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且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于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红四军党内，甚至前委成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萧克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一些当时的来往书信资料，对决议的正确面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七大“决议”存在的缺点是“非主流”的东西。他指示专题组，研究“七大”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根据萧克的指示，专题组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收集了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多次开会对“七大”决议进行了反复研讨，最后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七大”决议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对许多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一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结论性的分析，尽管不会完全正确，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后来中央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则是有据可查的。
对“七大”决议第一部分“党内争论问题”，专题组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在“过去工作的检阅”标题下，把这方面的争论，归纳为12个问题，并作了明确回答。主要是：
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七大”决议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自湘南红军退到边界来，需要一个时期的割据，以整理红军，保持红军武装，发展边界党及群众的组织，扩大地方赤卫队，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但是，“八月失败”以后的边界割据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关于边界建设问题。“七大”决议指出：在政权形式上，井冈山时期，有一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下山以后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对的；在经济政策上边界有个时期采取极端没收，含有军事共产的意味，实出于不得已，以后逐渐改正，是对的；在地方武装建设上，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
关于若干制度问题。对于红四军建设中的军需制度、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七大”决议作了具体分析。如指出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认为宣传兵是“吃闲饭（吃冤枉）的闲杂人”的偏见，非常不对。又如，指出红军成立士委会，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实行士兵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 （二）对前委之下设不设军委和由此涉及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一方面认为把要求成立军委看成是“分权式”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前委之下又设一个军委实系重叠机关”。
围绕军委问题而涉及到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以及对过去红四军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如何估价，“七大”决议也提出了结论性看法。
关于“党管一切”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口号，在红四军党内极为深入，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文字太简单，易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再引用。
关于红四军党内有无“家长制”和“书记专政”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但指出，“提出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因为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上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
关于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没有犯这个错误，只是执行工作技术上常有缺点”。
关于上级党有没有代替支部工作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能领导红军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说上级党包办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实”。
（三）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批评和意见
“七大”决议对毛泽东、朱德以及林彪、刘安恭等人的某些言行，基于当时的认识，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出发，提出了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和意见。
1、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表现，“七大”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原则三条以其均合于中央的指示是很对的，在毛同志感觉这三个原则动摇，而提出来要求解决这个态度也是对的，毛同志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关于毛泽东答林彪的复信，“七大”决议指出：“毛同志这封信里的判断一部（分）是合于事实，一部（分）断定是不合于事实，因为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毛同志认为这次争论有历史意义，不是偶然的爆发，这是对的。
“七大”决议指出了7点关于毛泽东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英雄思想、过分自信等。
2、对朱德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朱德答林彪信，“七大”决议指出：朱德提出的“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至于“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朱同志以一切工作归支部来证明前委包办下级的工作，失去（之）武断不合事实”。
“七大”决议也指出了7点关于朱德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工作不科学、不注意军事训练等。
3、对朱毛的处罚
“七大”决议在“总批评”的标题下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为此，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书面警告的处罚。“七大”决议还指出：朱毛两同志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
总的看来，“七大”决议是对红四军两年来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缺点；对毛泽东、朱德两同志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对有些争论的重大问题，得出了是或非的结论，从而有助于后来进一步开展研究，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保证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胜利。同时，“七大”决议也为后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翔实材料和重要依据，保证中央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建立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成为红军初创时期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
“七大”改选了前委，决定“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朱毛不更动”，另由大会选出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以及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士兵同志，合计13人组成前委，以陈毅为书记。“七大”决议指出：“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不容置疑，“七大”也有缺失之处。“七大”决议虽然对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结论，批判了一些错误思想，但对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缺乏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纠正措施。对毛泽东、朱德的批评上纲过高，有失公允，而且组织处理不当。后来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对于“七大”决议，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七大”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关于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原文如此，“穴”疑为“果”字），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而“七大”决议则认为是：“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延安整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又多次表示不是路线斗争。1944年毛泽东电告华中局时指出，红四军“七大”的问题，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
到了“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更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诬蔑红四军“七大”，指责朱德、陈毅等人，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理论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没有人再坚持“七大”争论是“路线斗争”的看法了。但对待“七大”争论的性质，仍然有带原则性的争论还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的不同看法。 萧克告诉我们，罗荣桓也说过，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如有的感到党管得太宽了，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党指导一切，这几个提法就讨论了一天。萧克说，当时“党是最高领导”大家在观念上是明确的，但“党什么都管不行”。“一切”讲得太死了。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他说过党什么都应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慎重起见，萧克还找谭震林等老同志交谈。他们共同的看法是：红四军“七大”不是路线斗争，“七大”的争论和古田会议决议提到的红四军存在的8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然而萧克并不要求专题组统一于他的观点。他表示：一些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强加于人，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响。我是当事人，上送报告也不要由我来签署。后来在上送报告中，对“七大”争论性质的看法，写的仍然是专题组的意见，签署人是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李曼村。萧克表现出的这种高风亮节，使我们深受感动。
现在看来，萧克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而不是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本质地说，大家都是要革命的，但如何组织领导革命则有不同看法和做法，这是应当允许的。在萧克看来，即使涉及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也是属于领导方式方法范畴之内的问题。事实上，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谈到“朱毛之争”时，也是将其定性为“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从朱德整个讲话的内容看，他讲的“新办法”，主要指的是建军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陈毅是“有功之臣”，并非“夺权之士”
历史已经表明，从红四军“七大”决议到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在这场总结红军初创时期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陈毅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勇敢地挑起主持召开“七大”的重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朱毛”发生分歧、党内出现争论的情况下，作为红四军“三把手”、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其处境也是较为为难的。他忧心忡忡，担心红四军分裂。他在“七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两大之间为小，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走？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对吗？希望你们两方面要团结起来才好。但是在困难面前，陈毅没有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持召开了“七大”，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决议。陈毅对毛泽东、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进行了批评，连对毛泽东、朱德在思想作风方面的“毛病”，也是对等地各列了7条，可见其用心良苦。陈毅此种做法，正是为了达到消除朱、毛之间的“怀疑”和“猜忌”，增强红四军团结的目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至于这次选举前委书记，为什么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而陈毅却当选了呢？萧克将军说过，当时红四军最有威信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毛、朱两人争论不休，又受了处分，与会代表很自然地就把票投给了陈毅。萧克说，从陈毅自身的条件来讲，给人们印象深的有3点：一是有文化修养，又留过洋；二是能联系群众，敢说敢干；三是革命坚定，打仗勇敢。因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连朱德、萧克也都投了他一票，根本不存在什么“夺权”的问题。
（二）赴上海向中央全面如实汇报。“七大”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委决定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及朱毛之争的详细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住所，进行长时间的交谈，着重讨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讨论红四军的领导人选时，陈毅表示自己当不了前委书记，希望中央派人去。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当李立三提出仍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陈毅担心不少人会有意见。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经过汇报和讨论，陈毅也了解到全党的一些情况，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不少新东西。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是坚定正确的，于是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按照中央的要求，陈毅还用两天的时间于9月1日写完了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陈毅用15000字的长篇幅详细地叙述了红四军的历史和近况，客观地分析了它的优点和缺点，把一个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鲜活的红四军群体展现了出来，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委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笔者见到的档案原件，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过。这表明这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作为红四军代表的陈毅之间，对红四军今后的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对维护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领导地位的认识，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陈毅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对红四军“七大”前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对红四军今后的工作任务作了详尽的指示。
中央“九月来信”在收入1980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时，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未将第八个问题“朱毛问题”刊出，但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基本作了披露。阅读“九月来信”，我们可以明确地体察到，中央不仅对红四军“七大”和朱德、毛泽东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更重要的是指明了解决办法和努力方向，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要求朱德、毛泽东“诚恳接受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规定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历史充分证明，在红四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为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毛泽东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原则问题把握更好一些，战略指导上“高人一筹”，非其他领导人可比。“九月来信”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红四军的建设，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11月中旬以后，前委又两次催促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接他。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问题都解决了，我都承认错误，希望你回来。
在古田，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为“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在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上，毛泽东列举大量调查研究的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10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办法，写出各个提案草案。同时，在陈毅协助下，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在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这次著名的会议，由于条件成熟，准备充分，只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
古田会议召开后，前委立即将决议印发部队，组织学习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萧克说，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红四军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取得的胜利也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