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上街卖家当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尚是亲王身份的雍正奉命查勘京通各仓。康熙末年粮政弊端甚多，多数仓储名不副实，其中多为官员中饱亏欠，只因积弊甚久，各地竟视以为常事。就在前一年，左都御史朱轼即奏称：“直隶各省积贮仓谷，不肖有司任意侵挪，一经地方报灾，或称平粜，或称借贷，或称煮粥，总系有名无实。”直隶巡抚赵弘燮也说，“各州县收贮仓米，俱无实际。”通过这次的查仓，雍正倒是多少知道了这个王朝的底细，这也为他在一个月后接管整个帝国留下了最直观的初步印象。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其晚年因立储等事而陷于颓疲，昔日煊赫一时的帝国也难免走下坡路，其中尤以国库空虚、吏治腐败为最。据统计，康熙驾崩时，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只相当于中央政府年税收的27%。
堂堂大清帝国，外面看来富饶强盛，里面却是空空如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对此，雍正当然不能坐视，其继位一个月后即给户部下达全面清查亏空钱粮的上谕，其中严厉地指出：各省钱粮亏空，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以前圣祖皇帝好生知天，不忍将赃官明正典刑，以致一些人毫无畏惧，恣意亏空;“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其于元年正月下令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以专门清查亏空。所谓“会考府”，其职责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审计署，目的是将各部院的奏销大权全部收归中央，之后任何一个部门的钱粮奏销事务都必须经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再想用以前的老办法做手脚，那是不太容易了。
为更好地推进清查工作，雍正随后又命怡亲王允祥总理户部事务，其特别告诫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在此严令之下，允祥就算跟雍正关系再好也不敢怠慢，首先查出户部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即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及部吏均摊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一百万两由现任户部官员弥补。户部是整个朝廷财政的主管部门，其亏空尚且如此，其他部门及各省可想而知。
由于就在天子脚下，京师部院一级的清查相对容易，不过也难免涉及皇族及前朝的高级官僚，如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逼得皇子上街卖东西的事例还真有，只是并非十皇子敦郡王允?而是十二皇子履郡王允i，之前他主管内务府事务时也出现亏空，没钱赔补又逼得紧，他一怒之下就把家中器皿摆到大街上去叫卖，让人看自己笑话的同时，也让雍正难堪。至于十皇子允?也没好哪去，他同样因为亏空没有赔完而被抄家。其他内务府官员，如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一百余万两，因没钱补足，均被抄家治罪。
皇上至亲被逼得上街卖家当，若放在康熙朝恐怕难以想象，但在雍正这里却毫不在乎，其表示，允i“亏空钱粮，私用官物”，责令他赔补就将家中器用物品铺列到大街上去出卖，那是“以示穷蹙”，做样子给人看的;允?“应赔银两”，“伊仅完数万诈为穷状”，那也都是骗人的，朕派他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灵龛送还喀尔喀，他又是称病，又是说自己没钱置办马匹行李，现在好！抄了他的家产，光家中金银就六十多万两，其他金银器皿和土地房屋尚不在其内，你能说他没钱？要朕说，这家抄得好，该抄！
雍正既是这态度，那下面人可真就没法说了。从元年设立到三年九月裁撤，会考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共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550件，其中驳回改正的96件，占所办事件的两成左右。由此，中央层面上的清查亏空算是首战告捷。
走马换将查亏空
对于什么是“亏空”、应如何弥补？当时其实也有争议，很多官员被查时要么说这是上任乃至上上任留下的，我不应该为此负责;也有说因为突发天灾人祸，为赈灾才挪用正项钱粮的;更有说是上司勒索这才导致亏欠，其实我一分钱没捞着;各种借口，不一而足，其中多数抵赖，但也有一些不乏合理性。
那么，究竟什么算是亏空呢？简单说，财政上应收未收、收少支多即谓之亏空，如国库应收四千万两白银，但实际只收八百万两，这亏空够明显吧？而事实的背后，造成亏空的原因也确实很复杂，究竟是因为民众拖欠还是政府超支，抑或是官员挪用乃至中饱私囊，其中必须区分清楚。
雍正的看法是，亏空原因无外乎三条，即“民欠、官侵与吏蚀”，这三项须“明晰清厘，不得丝毫朦混”，据其估计，后两条恐怕要占到亏空的一半。以江苏为例，当时负责清查的吏部侍郎彭维新及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报说，自康熙五十一至雍正四年，江苏积欠约一千万两，其中民欠只占五百三十九万两，这与雍正的估计是接近的。而且，这部分涉及贪腐，关系官风与民生，也是雍正要求重点追查的。
钱粮亏空多因官吏贪腐，这也是朝中清流们的一致看法。雍正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汤即上折说，天下亏空者极多，陕西、山西、四川三省因打仗的缘故出现亏空尚且情有可原，但像直隶、山东、湖广这样的省份，竟然也有这么多亏空的州县，这原因何在呢？要知道，监守自盗的处分极重，小吏岂有不畏法而敢中饱私囊？这其中多因上司勒索或下面官员为打点送礼，结果剜肉医疮，只顾目前而不顾其他，结果日积月累，竟成无底之洞。此后，各类抨击官员贪腐、支持清查亏空的奏疏相继出现。
要整治各省亏空，光有舆论的支持是不够的，雍正随后推行关键的一步：走马换将。从继位开始，雍正有意识地调整各省官员，其中尤以督、抚、藩、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最为重视。如登基当月，广东巡抚杨宗仁升为湖广总督;次月，原山东按察使黄炳升为山东巡抚;元年正月，贵州布政使裴 度升任江西巡抚，山西布政使纳齐喀调升湖北巡抚，内阁学士魏廷珍调任湖南巡抚;二月，直隶守道李维钧补授直隶巡抚，左都御史嵇曾筠署理河南巡抚;三月，甘肃布政使傅德署理甘肃巡抚，安徽布政使石文焯升任河南巡抚，江南京口将军何天培署理江苏巡抚;四月，陕西宁夏总兵官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内阁学士诺岷补授山西巡抚。仅半年时间，全国近半封疆大吏被更换。再如布政使、按察使这个级别的官员也是更换频繁，并且大都集中在年初的二三月份。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升任的官员对雍正自然是感恩戴德，竭力图报，而有了这批亲信官员，雍正推行新政也就得心应手，清查亏空随即在各省全面铺开。元年五月，新任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前任巡抚李树德在六年任期内亏空银两四十余万，现由李树德与布政使王用霖二人负责赔补，李已完银二十五万，而王之家属“至今尚无分厘完结”;同年八月，福建布政使黄叔琬奏报省藩库应存银八十万两，但实存库银仅四十余万两，亏空近一半，现已追补近半;十月，新任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本省亏空约一百三十万两，而前任巡抚苏克济难脱干系;十一月，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本省藩库亏空约二十万两;另有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在五年任期内，共亏空银两四十六万。以上这些， 还是省一级的亏空。
对以上情况，雍正大体还是心里有数的，其表示，“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除此外，“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也为数不少，只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亏空原因也多种多样，其步骤是先追挪用，再查贪污，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凡已查明的，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绰号“抄家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垲在上疏中提出对亏空官员的追补之法：“凡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庶不致隐匿寄顿。”这一建议被雍正采纳后，全国范围内随即掀起了一场“抄家”大戏。
按雍正的指示，官员贪赃一经核实，第一件事是先罢官，决不让他们留在任上假公济私，靠勒索百姓以弥补亏空;接着，先抄官衙，同时行文其原籍控制其家人财产，以防被抄之人将家财转移隐匿;之后，如犯官亏空仍未追清而其宗亲戚友平时分用赃银赃物的话，这些人的家产也将被抄没，直至补足为止。
举例而言，当时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属下知府李元龙贪赃枉法，家私数百万而仍贪酷不已，且与前任巡抚李树德连宗任事，扰害百姓。雍正接报后御批：“此等不肖种类，当一面拿问，一面参处。在此人身上，追出数十万金以养尔山东百姓，不是好事么？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作个穷人，方符朕意！”
遇到这般严苛的皇帝，贪官们可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在雍正手里，想“死”没那么容易，即便死了，也不能放过。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被参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未及审理即自杀身亡。对此，雍正颇为尖刻地说，这些犯官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于是想一死抵赖，借以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想得美！人死债不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一分钱也别想少。
清欠过程中，雍正还有一招颇为辣手，那就是从中央选派钦差大臣下去清查时，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官员随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央大员与地方没什么瓜葛，既无前车之鉴，也无后顾之忧，下去清欠必有立功之心，以此获得雍正的信任与重用，如收取下面官员的贿赂而走过场的话，未免风险太大;再者，钦差大臣身边有一群候补官员，这些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按雍正政策，贪官一经查出，立即就地免职，然后从随行的候补官员中选一个同级的马上接任，试想，这些候补们为了补官把眼睛都想绿了，那他们还不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还会去和什么稀泥？把官位抢到自己手里才是正经！
雍正即位时，内阁草拟登基恩诏，按惯例开列豁免官员亏空一条，但被雍正坚决堵住，其表示，“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亏空的钱粮，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分别处分外，其他贪污者，一经查明“即行正法”，若“徇私容隐”，则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在此严令下，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广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仁礼、江苏布政使李世仁、江南安徽粮道王舜、前江南安徽粮道李玉堂等人纷纷落马，官场一片哀嚎。
由于行事稍显刻薄，雍正得了绰号叫“抄家皇帝”，当时牌桌上也有了一种新打法，叫“抄家和”。四年七月，民间谣诼四起，说雍正为政严酷，“好抄没人之家产”，雍正为此特发上谕，说从前贪赃犯法之官，若又听其贪婪横取，自肥身家，以贻子孙，“则国法何存，而人心何以示儆”;再说了，犯法之人，原本就有籍没家产之例，抄没其家赀，不过是为公事赏赉之用，原本就是公事公办，怎能说朕严酷？
在继位三年内，雍正为清理钱粮亏空之事而发布上谕三十余次，其密度之大，重视程度之高，足以视为雍正初年的头等大事。很快，设定的三年年限已经过去，那清查下来的效果怎么样呢？只能说差强人意，户部清查在次年即有盈余，但地方各省大多拖欠未完。为此，雍正不得不将勒限延长三年并严厉警告，“如届期再不全无，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著该督抚奏闻请旨”。至雍正七年，国库存银已近三千万两，地方上也亏项渐清，藩库粮仓日渐充足，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清查亏空之役也就告一段落。
对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雍正本人也颇觉欣慰，其表示：“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话虽如此，此前那些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毕竟大大得罪了各级官员，后世对雍正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多来自于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雍正犯的是“官怒”而非“民怨”，其为国为民之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