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上海这个传统的中国商埠经历了由江南边缘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变的时代命运。高度开放的格局，飞速发展的经济，使上海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聚宝盆，吸引着无数的移民来沪谋生。
移民现象和码头劳工
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城市活力。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早在开埠之前，就有过几次移民过程。开埠之后，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城市人口的迁移速度、流动规模、地域分布，很快就超过了极盛时期的苏州。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上海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分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日军侵华和解放战争期间，大量移民自发性地涌入了上海。据1885年至193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的非上海籍人口占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也占到75%左右。至1950年，上海市人口中本地籍仅占人口总数的15%，而非本地籍人口高达85%。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的地域构成有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等18个行省，以江浙移民人数位居第一;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
换句话说，移民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尤其是国内的中下层移民，他们纷纷背井离乡，带着各自的梦想汇聚到上海。民国时期，上海的中层移民主要靠从事中小商贾、洋行店伙、教书写文等为生，有较稳定的职业与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下层移民，能够找到的工种无外乎店伙学徒、仆役车夫、小工苦力、娼妓艺人等，收入只够维持温饱，艰难度日。其中，也包括后来从事船运装卸工作的码头工人。
码头工人的身份与来历
可以说，码头工人是近代上海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一。早期的码头工人，绝大部分来自本地的失业农民、渔民和船民。从1845年起，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且在上海划定租界，黄浦江两岸的土地，被鳞次栉比的外商码头和外商仓库在此占据称霸。农田遭到严重破坏，加速了农村的破产，也影响了渔民的生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崩溃瓦解。形形色色的洋船大张旗鼓地驶入上海港，又使民船运输业受到了排挤。原来以种田、捕鱼、船运为业的劳动人民逐渐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活计，于是只好进入码头从事搬运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的人口压力、战事频仍与社会动荡、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上海城市的吸引力等各种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如苏北、湖北、广东、浙江等地区，越来越多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城市失业者，加入了上海港码头工人的队伍。怀抱“上海梦”的移民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抵达这座港口城市，其中有一些人就是从家乡乘船来到十六铺码头的。
他们仿佛乘着泰坦尼克号，做着“美国梦”的欧洲平民，登上了这片“十里洋场软红尘”。大上海那种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生活，实际上距离他们十分遥远，而多少坎坷、多少磨难却正在等待着他们。进入城市后，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能找到收入可观、稳定持久的工作，享受一定的城市消费待遇。但大多数人却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既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于是，他们只得流落在江边，通过“打零工”来糊口，其中一些身强体壮的，便进入码头装卸货物，出卖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这样描述道：“上海给了他们白手起家的环境，就像上海的地皮一样，平地而起，造出一座美好的城市。”（钱乃荣：《上海俗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大量码头工人的流入，为上海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改变了上海原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了上海文化的多元化，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导致失业率升高;廉价劳动力的过剩，使码头工人的生活越发贫苦窘迫;流动人口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社会的复杂性。 地域帮派与帮会组织
地缘和亲缘，是推动上海港码头“地域帮派”与“同乡帮会”形成的基础。为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一些来到上海谋生、打工的人们往往会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结帮成派地进行劳动。瞿秋白曾经在《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这样写道：“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会馆式）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帮派和帮会为来自四面八方的码头工人提供了跻身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
新中国成立前，从外地来上海谋生的劳动者的人口结构可谓“五方杂处，海纳百川”。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许多人靠亲戚或同乡的关系才能进入码头工作，由此形成了帮派势力。一般来说，工人中早先来到码头的人立足以后，就会召集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乡邻也来码头工作，互相照顾帮衬，在码头的大环境里生存，俨然如一个大家庭。不同的帮派承担着不同的工作。如黄浦江两岸的肩挑扛运作业，大都属于苏北帮和湖北帮;轮装主要以广东帮为主;而堆装则以宁波帮为主。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通过各种帮派在这里交织、混杂、碰撞。如号称上海“第一大帮”的宁波帮，普遍表现出勤俭、诚信、务实的地域性格;而苏北帮和湖北帮的地域个性，则多为人慷慨仗义，敢打抱不平。还有热情团结的广东帮、淳朴豪爽的山东帮、精明干练的上海本地帮等。
上海有句俗谚：“好人不吃码头饭，要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工人们初来乍到，都要先去拜会有势力的头面人物，祈求得到帮会组织的照应，俗称“拜码头”。码头工人要想安生地“混饭吃”，往往要加入帮会，如执掌南北漕运的上海“青帮”。还有在地域帮派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宁波同乡会”“湖北同乡会”“江淮同乡会”等。有些码头帮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比例非常之高，甚而达到了70%、80%。
显然，帮派和帮会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寻求自我保护、抱团取暖的一种方式。在1914到1915年间，上海17个码头的工人曾经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此次罢工当时是由参与帮会的包工头组织的。他们先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了“裕后社”，17个码头中，有15个同意了包工头提出的罢工要求，随之展开了罢工行动。码头工人尽管要将增加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身居帮会的包工头，但本身也增加了收入，使生活得到了相对的改善。
与此同时，帮派和帮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码头工人的政治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共产党尚未成立、国民党还没有控制工会组织的状况下，它们往往能够一呼百应，把分散的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的。五四运动时期，它们也曾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又6月6日《大陆报》载：“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起来的上海工人也罢工了。在码头工人写给总商会的信上说，他们至少要罢工三天，要让北京知道连工人也不答应北京政府的举动。信上要求与总商会合作，并希望，他们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码头工人们通过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表达了他们高涨的爱国情怀，也宣泄着心中的愤怒与控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码头工人们都归属上海港务局，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按照港务局的分配开展工作。“打码头”和“大罢工”的现象，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