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人提拔半年内落马
18名落马官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属典型的"带病提拔"。
在更大面积的观察样本中，“带病提拔”问题同样突出。在中央巡视组自2013年以来的两轮巡视中，“带病提拔”成为巡视情况通报中的高频词，这意味着“带病提拔”在各地仍有相当普遍性。
为何能被“带病提拔”？
洛阳多名干部告诉记者，谭建忠善于搞开发的特点正好迎合“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地位”的口号，他因此得到了洛阳有关领导的器重。而民间却是另一种评价，谭建忠因大搞开发，被提拔前就被举报与房地产商有利益输送，但谭建忠在举报声和民间意见中顺利升迁。
“现在一些重要官员的提拔，有的是上级主要领导的个人喜好。领导看上哪个人，就算是群众和党员干部有意见，也会提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在现行用人体制下，影响官员提拔的因素较多，“用人风气好的地方，个人综合素质、工作业绩、同事评价比较重要;风气不好的地方，关系比较重要。”
四川省一名县级组织部长介绍说，影响官员提拔的因素，最关键的是书记觉得此人是否有用，而判断一个官员是否有用，又极富个人色彩。
海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谭力在四川任职时，有两次提拔了当面顶撞他的人。“他为何这么做，是因为他工作太霸道，外面议论很多。他提拔这些人既是为了工作，也是想告诉外界，他不是一个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人。”这位组织部长说。
有些“病官”善于伪装，也是导致被“带病提拔”的重要原因。河南省漯河市原市长吕清海当初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市长。就职当天，吕清海在大会上承诺，将在任期内通过廉洁行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但谁也没有料到，48天后，“众望所归”“全票当选”的吕清海就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一把手”是“总开关”
官员提拔的具体程序一般是怎样的？西部某省一名组织部长介绍，“发现有空缺岗位后，一般是组织部门提出要调干部填补”。
“比较强势的书记会直接跟组织部长打招呼，说觉得谁合适。最怕那些心里有合适人选却又不说的书记，这时就要揣摩书记的意图”。
这位组织部长介绍，“当组织部决定提拔一个干部时，都会正式发函给纪委，询问该人的廉政情况”。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说，接到组织部的函后，纪委一般会向案件室和信访室了解，是否有涉及该官员的举报或信访线索。若没有，一般两三天回函组织部，表明纪委“没有发现该干部有违法违纪的线索”。如果有关于该官员的举报，就要进行调查，该官员暂时不能提拔。
“只要纪委回函说有问题，组织部绝不敢压下。要么直接换人，要么把结果报常委会，由书记定夺。”这位组织部长说。
那为什么一些“病官”在提拔前没被纪委发现呢？上述纪委书记解释，大多数“带病提拔”的官员在组织部门询问纪委时，纪委没掌握他的问题，也没接到举报线索。
陆群介绍：“纪委主要是看当事干部是否有群众举报，对没有群众举报的官员，哪怕问题再多，纪委也没办法把关。”
在官员的提拔过程中，尽管组织部门和纪委都扮演着把关者角色，但“总开关”其实是“一把手”。有时“一把手”会说：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有时“一把手”态度更明确，“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
在陆群看来，过去党委“一把手”在对干部提拔使用上掌握主导权，现在随着用人中民主推荐比重的增加，这一格局有所变化，但短期内变化不大。
“提拔前公示不够彻底”
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曾提出，要严防“带病提拔”干部，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长期在省级纪委工作的陆群认为，“带病提拔”的主要原因在于权责不对等，“你提名推荐干部和提拔干部，是施惠于人，出问题不承担责任，所以无所顾忌”，应建立干部推荐、考察失误、失职行为追究制度，对推荐“带病”干部的人，对因考察失职而导致“带病”干部被提拔重用的人，一经发现，严格追究推荐者和考察者责任。
汪玉凯赞同陆群的建议，“目前选人用人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权力很大的人手中。要严格用人责任追究制，用人用错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倒查机制的话，‘带病提拔’问题很难解决”。不过他对此并不乐观，“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发现有被追责的”。
“许多人事任命分明是书记的意图，但呈现出来的又是组织意图，是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最后集体负责，就意味着无人负责。”四川某县级组织部长解释，“一把手”可以通过自身影响力，让他的个人决策表面上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把责任倒查制度架空。
在分析“带病提拔”的原因时，中央党校原教授林慈衔，提拔官员的公示环节存在问题：“除了要公示谁提拔到什么职位，还必须点出他的背景，包括家庭背景、推荐人、同他竞争的又有谁、提拔他的理由、过去有什么业绩等等。但这些我们都做不到，包括在做民意测试时，最后得票情况都不公布，这都是致命缺陷。”
“治理‘带病提拔’的问题，不是说没办法。办法有，就看我们敢不敢用。”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