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市场与道德并非不可兼容。当下中国的道德失范实质上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有着紧密联系。三十多年的改革在推倒种种不合时宜的旧规则的同时，却又无法很快建立起新的规则，遂使整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既没有旧的规范，也没有新的规范的状态，从而诱发出人心中逐利欲望的膨胀。由此又使本来意义上的市场法则被引进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之中，衍生出社会的泛市场化。因此，对于道德困境的认识，本质上便是对于道德困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的认识。只有把握这一背景，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前重提“德治”的理由和意义，及其与深化改革之间的深度联系。
关 键 词 道德失范 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
作 者 杨起予，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20）
道德失范的社会原因
以改革开放为显著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推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一过渡转型时期，由于没有能够及时确立起完整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市场思维作为一种强势思维开始蔓延出经济领域，逐渐把市场交易法则浸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最终引发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和传统道德秩序的无序与失范。
那么，市场思维是如何渗透到社会领域并使之成为社会道德沦落的“伊甸园之诱惑”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制度交替的错位与不完善。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在旧的规章和制度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另立新的规章和制度，这种做法为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新旧交替之间的不相衔接，又常常会使这种空间和可能性留有法外牟利的缝隙和机会，自然而然地诱发人们因逐利而致道德失范的行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曾经频繁地发生过与走私、倒卖外汇、倒卖批文等有关的案件，并且由民间的逐利而影响到执掌权力的官员，从而使腐败成为一种民间和官方合流的现象。[1]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如果不从个人德性作评判，而从社会变迁着眼，其深处的原因便在于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从突破旧的规矩（制度、法规）开始的，没有这种突破，就无所谓改革。但其中真正的难处却在于：在旧的规则被突破的同时，短时间内不可能同步地建立起新的规则。一个成熟的、合理的规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非常漫长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处于既没有旧的规则，也缺乏新的规则的过程中。规则总是一种束缚，有束缚才有所谓的秩序，而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规矩，道德正是自我束缚。当现实社会因新旧交替的不相衔接而导致规则与束缚弱化之际，这种没有规则、束缚弱化的时代便会唤出人性当中的过度欲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既为泛市场化所引导，又把泛市场化传导到四面八方，随后是人我之间的种种关系都可以被物化为利益关系，并一概以投入产出为法则作计算。其结果便常常是个体与个体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因争利而生紧张，以及因紧张而化为戾气。
二是价值观念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泛市场化使人际之间的种种关系被物化为利益关系，而其直接表现就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碎片化。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又在中西交流对比中进一步加剧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西方价值中尊崇个人主义、注重物质享乐的消费主义观念开始与泛市场化的中国社会发生耦合而开始大行其道。其引发的后果就是个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信仰迅速丧失公认性和统一性，在造成价值标准多元化的同时，又会以西方的学说、观念和思想为理据，在整个社会中催生出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负面道德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语境下想要谈论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价值，往往会莫衷一是，从而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缺失。这个过程与中国市场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发生，又会进一步促成本来行之于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市场法则移入社会中，用商业化啃噬和消融社会的道德根基。在道德根基动摇的地方，诚信、公信与互信的缺乏成为中国传统义利观失衡之后的普遍表现。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为个人的一己之利所囿而被淹没，同情、理解、出入相友和守望相助的道德规范成为稀缺之物，幸福感和安全感重又成为社会的道德追求。
因此，寻找失落的精神世界，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成为当下中国改革的普遍性道德诉求。
社会道德重建的现实困境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稳定的和公认的价值就不会有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就不会有稳定的精神世界的秩序，并最终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生活的秩序。改革的深化发展必然牵涉到利益的分化重组，更是需要用稳定的和公认的价值观来统一和协调社会变动之中的人心，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共信和互信，并造就个体的自立、自守和自律。
但是，以道德自觉改变道德失衡在实际上又面对着既不可回避又无从绕越的重重碍难。这种碍难虽因泛市场化而变现为可以感知的种种观念和现象，但在观念和现象背后，则又有着更深一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简略地说，两者构成的困境主要在于：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重建社会道德
然而，作为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延续和发展的纽带与秩序，道德的基本问题和道德的普遍养成又是古今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道德重建实际上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因此，道德重建常常需要引历史以关照现实，并从历史中读出新义。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重建社会道德。
一是在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汲取道德重建的历史之力。与西方文化更多地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地揭示人心中善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而道德之可能发生和延续，其起点正是对于人心中这种善的信任。所以潘光旦说：“人的本性中最可鼓励我们的一点是他在好的榜样面前，能够受到感动。”[2]“感动”体现了以善应善，因此“感动”的过程便是道德内化的过程和道德生成的过程。道德的传播需要说理，但古人把道德的传播称为“教化”，更看重的还是这种能够内化的感动。而儒学所讲的“我欲仁，斯仁至矣”[3]和“人皆可以为尧舜”[4]，说的是人人都是被感动者，同时人人又能够成为感动别人的人。其内含的逻辑在唤起每个人的自觉道德主体意识，并说明社会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都是在彼此影响和相互感染中养成的。“教化”之为“化”，含义便在于此。社会需要管理和治理，因此社会需要法治，但今日力行法治的同时又重新倡导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德治”，则说明管理和治理之外，社会还需要用人性中的可感动来造就和维系。比之法治之“治”以章程和定规为准则，“德治”之“治”靠的不是章程和定规，而是自上而下的以德自律和以德化人，同时是自下而上的以德自立和以德为尊。因此，县委书记焦裕禄能够成榜样以使人感动，普通一兵雷锋也能够成为榜样以使人感动。而成千上万人的感动，以及这种感动在人心中的沉积，实际上促成了以教为治。在经历了转型时期的道德困境之后，我们对德治本身和德治的深远影响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今日重新倡导“德治”，从一面来说，是赋予古老的德治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之能够内化而入人之心。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但作为改革深化中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将使我们走出道德困境的阵痛。
参考文献：
[2] 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三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365.
[3] 孔子.四书章句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8.
[4] 孟子.四书章句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25.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