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1月
地点：毛泽东文学院
史修永：谭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向您请教关于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您一直坚持创作煤矿题材的文学作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曾说：“煤矿，在有些人看来，是一个又脏又危险的地方。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里好，待在这里，心里就踏实许多。”请您谈谈，你和煤矿有着什么样的感情，为何您如此执着于创作煤矿文学？
谭 谈：这要从我的出身和成长说起，我的家乡就是煤矿区，我很小就进了煤矿，可以说是在煤矿长大的，我在那里参军入伍，复员后又回到那里，在煤矿前后工作了13年，我的童年伙伴也好，难忘的人生记忆也好，全都跟煤矿有关。煤矿养育了我的生命，也养育了我的文学梦。这些难忘的记忆印在心里，伴随着我的创作过程，体现在我的作品中，成为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山道弯弯》是写煤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也是写煤矿的。当然，我也写过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如写政治改革的《桥》《美仙湾》等，但无论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能从中找到煤矿的影子，都能找到与煤矿相关的人物，都能感受到我在煤矿养成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是我对煤矿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并非刻意安排。虽然我离开煤矿已有几十年，但我跟煤矿朋友们的情谊并没有因时间而淡化，到现在我还经常回煤矿去看看我的老朋友们。我甚至在矿区买了套房子，并取名为“三友会所”，“三友”即工友、战友、文友。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在那里相聚，交流思想，交流创作题材。我们湖南作家中有很多都是矿工出身的，如姜贻斌、贺晓彤都是从煤矿走出来的作家，我经常组织他们一起回矿里去看望矿工朋友们，并取名为“工人作家回娘家”。我和煤矿、矿工的这种割不断的感情伴随着我的人生，我把煤矿作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我希望煤矿越来越好，也希望矿工们越过越好。
袁 碧：您在《人生路弯弯》中曾经说：“我虽然深深地爱着煤矿，却又感到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委实难写。井上井下，黑乎乎的，缺少色彩。”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克服这个困难的？您认为煤矿文学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相比有哪些特点？
谭 谈：我觉得煤矿作品比较难写。相比而言，农村题材的作品色彩丰富，生活画面更加亮丽;同时，农村地区有世代家族定居，时代之间的交叉、复杂的人物关系引发的恩怨情仇更容易产生吸引人的故事。而煤矿色彩单调，道路是黑的，煤炭是黑的，包括从矿井里出来的矿工都是黑的;矿工们在矿井里工作时间长，生活单调乏味。我曾经也苦恼过，煤矿题材的作品到底该怎么写才出彩？后来我领悟到，无论是农村题材、城市题材还是煤矿题材的作品，其实质都是写人。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创作的关键是要塑造出生活于一定环境中的人，这些性格各异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特色。煤矿文学就是要书写矿工，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把握好他们的性格特点和生存方式，实质上就表现出了煤矿文学的特点。比如煤矿环境的恶劣和工作的辛苦造就了矿工们的独特的性格;矿工身上有着特殊的记号，如果他们在工作中受伤了，煤就会埋进伤口里，煤炭和血液融在一起，伤愈后慢慢变成墨绿色的煤瘢，煤的色彩就永远留在身体里……把这些特点表现出来，作品才有煤矿的味道，而这正是煤矿文学创作的亮点和难点。
史修永：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您特别注重刻画人物的特色，着力表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
谭 谈：是的。打个比方，假如你走在大街上，能吸引你注意的通常是那些长得非常漂亮或非常丑陋的人，正是他们的独特性吸引了你的目光，而那些长相一般的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的道理，写作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写好人物特色、设计好人物之间的关系，挖掘出吸引人的特点来。我的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写了很多年，但我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点，差在哪儿呢？《山道弯弯》的成功带给我一些启示，即小说创作必须要从人物塑造、人物关系设计上突破。《山道弯弯》中的金竹和二猛之间的叔嫂恋让一些读者难以接受，他们建议我为金竹安排一个妹妹，让她嫁给二猛，这样就能避免伦理冲突。然而，如果这样安排，《山路弯弯》根本就无“弯”可言了。这让我意识到人物关系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因此，我把《风雨山中路》中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些调整。小说中的主人公某煤矿党委书记岳峰是一个忠诚正直的老干部，而我却把他的老婆由一个善良贤淑的女性写成一个自私、虚荣的女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故事就是从这种善与恶的强烈对比和冲突中生发出来的。这种反常的人物关系的设计，为小说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让人印象更深刻，也更容易打动人。果然，我这样修改了之后，《风雨山中路》获得了成功。可见，无论写煤矿也好，写农村也好，写城市也好，写改革也好，都要写好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设置巧妙的人物关系，这样，作品才能够成功。
袁 碧：您刚刚说，煤矿色彩单调，但是我读您的作品，不但没有感到色彩单调黯淡，反而觉得您笔下的煤矿区带有湘中山区的诗意美，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一个富有诗意美和人情味的空间，因此，读您的小说会有一种力量感和希望感。您能谈谈您构建这样的诗意的矿区空间的用意吗？
谭 谈：我创作《山道弯弯》这部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盛行的时候，当时控诉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学、电影很流行。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的确，现实生活中充满黑暗面，煤矿也是“黑乎乎”的。然而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看到光亮，除了黑暗之外，煤矿还有很多优美的东西，这种美不应该被我们忽视。我写煤矿矿工及家属们，表现他们身上温暖的人性之美，并结合充满生机的山区来写，如矿山上的花草树木，山溪里的鱼虾、螃蟹，将这些充满生命力和情趣的意象写到作品中。我觉得文学不能把所有的镜头都对准黑暗和丑陋，我要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出美的一面，让人们感受到那一段历史并不是只有黑暗，那段历史中的人也并不是全是坏人，把这些美的东西呈现给读者，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史修永：您是不是有意识地想跟当时的主流如“伤痕文学”区别开来？ 谭 谈：是的。我不愿意跟着主流文学走，我想从中跳出来。我在作品中塑造的环境、塑造的普通矿工都能跟主流文学区分开来，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当兵的时候，社会上正好是“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当我复员回矿当工人的时候，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我当上了记者、作家的时候，又正是全国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候。和其他作家相比，我很幸运，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的生活经历赋予了我独特的创作素材和生命体验，因此在作品中表现的内容与主流文学有所区别。
史修永：在许多煤矿作家的作品中，男性通常是被书写的主体，女性大多在作品中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存在，而在您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您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个体的灵性的表达和尊重，这尤其表现在对矿区女性的关注，即使为生活所迫，您也舍不得让她们沦为生活的奴隶，她们身上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呈现出善良朴实、贤淑忠厚等中华传统美德。您能谈谈为什么您对矿区女性如此关注并赋予她们以美和善的个性特征吗？
谭 谈：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矿区女性形象，尤其是寡妇形象，为此，有人说我是“寡妇作家”。自古以来，做女人比做男人更难，在农村是这样，煤矿更是如此。而女性当中，寡妇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她们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我决定写她们是由于在矿上听到几个真实的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有天晚上，一个矿工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矿工死了，按照当时矿山的政策，未满30岁的妻子可以顶职，而他善良的妻子则认为矿山更需要男性，于是她放弃宝贵的顶职机会，让小叔子代替自己去矿里工作。后来在家人的撮合下，她和小叔子结了婚。婚后半年，小叔子也出事故死了。我听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后非常难受，我觉得我应该为她们做点儿什么来显示社会对她们的尊重。在我当了记者以后，我给湖南出版社的《芙蓉》杂志编辑讲了这个故事，并表明我想写这个故事，想写那些默默支持着煤矿事业的矿工妻子们。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问我：“你的创作主题是什么？”我说：“我想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表现在女性身上的传统美德。”矿山女性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种美不应被遗忘，应该通过她们传递出来，传承下去。后来我将我所听到的矿山女性的故事和我小时候从老人们那儿听来的田螺姑娘这一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写进了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发表在1981年第1期《芙蓉》杂志上，赞美那些默默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矿工妻子们。这期刊物出来以后，我的那篇小说被很多刊物转载，如《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也被很多广播电台广播，另外还有60多个电视台将其改成地方戏剧，可以说，这篇中篇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肯定。
史修永：同样作为湖南作家，沈从文曾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成为他追求素朴人性美的载体。作为大山的儿子，山与您的成长和创作分不开，您的许多作品都与山有关，如《山道弯弯》《风雨山中路》《山女》《山雾散去》等等，在您的煤矿作品中，矿工们都如同大山一样，沉着憨厚而内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是否可以说，山和您的创作的关系，就如同水和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一样？您是怎么理解“山”的？
谭 谈：沈从文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我看了不少。但是周立波的作品对我影响更深。的确，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山”，我的家乡在山区，我所在的煤矿也在山区，开门见山，开窗户还是山，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大多数作品都离不开山村、矿山、山民。首先，大山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的作品中有不少都是来源于矿山里的真实故事，如《山雾散去》《山女泪》《山女》等。有一次，我和姜贻斌从一个招待所女服务员那儿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劳模采煤工人在一次事故中毁容了，矿工们本来就很难找老婆，毁容后就更难了。为了解决这位劳模具体的困难，矿领导做出一个决定：招工，哪位姑娘愿意嫁给他，就为她安排一份矿里的工作。不久，一个漂亮山区姑娘嫁给他了，但是婚后这位山区姑娘生活得并不幸福。在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她总是完全不做声，眼睛里还有眼泪，表现得非常忧郁。原来是因为矿里给了她很多的荣誉，她没法跳出这个笼子去寻找自己真正的爱情，她觉得很痛苦，却又对现实无奈，没有办法。这使我们非常感慨，我觉得从中可以挖掘出很深的内容，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山影》。另外，我认为山特别能体现矿工精神。矿工有山的性格，有山的担当，他们像山一样厚重沉稳、富有力量感，矿工是大山的希望，也是矿区的脊梁，他们外表平常，内在却蕴藏着丰厚的宝藏，这正是矿工精神之所在。
史修永：您刚刚谈到“矿工精神”，您也曾感慨过：“煤矿，有那么一种精神！矿工，有这么一种精神！”您能具体谈谈这种“矿工精神”吗？
谭 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发光发热的土地》，就是赞美矿工精神的。矿工是社会中最有担当的一个群体，他们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下井工作，等他们从井下出来的时候，天早已黑了，为了工作，他们每天几乎见不到阳光，而他们采出来的煤炭，被送到发电厂、钢铁厂等，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他们默默无闻地在黑暗的矿井里奉献着生命和青春，送给别人的却是光明和温暖。矿工就是一块煤，在没有被投到炉膛之前，他们黑不溜秋的，很普通，很不显眼，但是一旦被抛到炉膛里，他们就化为熊熊火焰，发光发热。我在矿上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有一位矿工姓曹，平时沉默寡言，表现并不突出，别人甚至认为他是落后分子，但是在一次事故中，他勇敢地冲上去，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别人。矿工们大多文化程度低，讲不出大道理，又很老实，当众发言时脸憋得通红也讲不出几句话来，但是他们淳朴憨厚、正直善良，内心涌动着巨大的能量，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工友们有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用实际行动温暖他人。
史修永：您多次提到湖湘文化，您怎么理解湖湘文化？
谭 谈：湖湘文化是由苗蛮时期的部族文化、战国的方国文化浸淫发展而成的一种文化，它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主要在湖南地区传播，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湖南人的性格大多有一股韧劲，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面对别人不敢克服的困难。这条文化河流孕育了一批批英才，从曾国藩、谭嗣同到毛主席、彭德怀，他们都有湖南人倔强的性格，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怕牺牲。
史修永：那么这种文化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谭 谈：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文学创作者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要有敢为人先的反叛与创新精神，而这恰巧也是湖湘文化的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域文化养一方人。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给我讲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都体现了这种文化。我在我的小说中引用过很多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如长篇小说《美仙湾》一开头就讲了仙女戏水的故事，中篇小说《山道弯弯》里讲了田螺姑娘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这种文化精神滋养着我的生命和文学，不管走多远，不管后来的环境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文化印记都不会被时间抹去。
史修永：您不但自己潜心创作反映矿区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还鼓励并支持青年矿工们参与到煤矿文学创作中来。可以说，您非常重视培养青年矿工作家。您觉得青年矿工走向创作之路有哪些困难？您对当今煤矿青年作家的创作有那些建议和期望？
谭 谈：青年矿工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矿工们大部分家境困难，他们要为生存而奋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二是文化知识问题，许多矿工文化水平不高，而文学创作正是需要文化知识的支撑。根据矿工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如建立文学扶助基金、青年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基金等，主要帮助青年作家和老年作家，鼓励他们创作，通过这些基金推出了一大批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家，如蔡测海、何立伟、叶梦等;另外，我们建立毛泽东文学院作为青年作家培训基地，由作家协会和省委宣传部门出资，每年培训40到50位青年矿工作家，培训开设文学交流活动、大家讲堂，并邀请王蒙、张炜、陈建功等文学家们为矿工作家做文学讲座，这对青年作家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他们有了更多的学习和文学交流机会，这为他们快速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煤矿环境艰苦，但是煤矿也走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家，如陈建功、刘庆邦等，我们湖南的“湘军七小虎”中有两位作家也是从煤矿走出来的，环境改造人，环境造就人。青年矿工们是光明的采掘者，我相信，只要他们抓住机会努力奋斗，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的文学创作之路也一定会更加光明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