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禅宗信徒、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中的一员，斯奈德也具有异于陈规旧俗的激进思想以及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但他选择了与其他成员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从不在诗歌中大声疾呼，直接宣泄对社会现状的抗议和不满，而是用安宁悠远的诗歌来表达他对自然和人类的永恒关注。如今，昔日的垮掉派诗人已渐行渐远，而斯奈德的诗歌创作却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其他垮掉派诗人的诗歌中解构性成分居多，那么斯奈德的作品中建构性的成分则居多，他试图提出一套良方来疗治西方文明的弊病，即返归原始文化的素朴生活。
斯奈德1930年5月8日出生于旧金山，成长在西雅图北部的荒野山区。他对自然的血亲情感和对原始文化的推崇，可以从其幼时的成长环境及家庭教育中找到根源。从小与森林为伍的经历让斯奈德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浓烈的血亲情感。他曾多次进入偏远的卡斯卡底斯和奥林匹克山区旅行。他15岁登上圣海伦斯，16岁登顶胡德山和圣亚当斯山，17岁则征服了贝克山和雷尼尔山。斯奈德曾经说过，我即是森林。
斯奈德出生的年代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在母亲洛伊丝怀孕期间，父亲哈罗德正苦苦地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在斯奈德出生18个月后，全家迁移至西雅图北部的湖城。这片已基本上被砍伐一空的林地对斯奈德日后决心投身于环保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野性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the Wild，1990）中，斯奈德提到，“我了解这片区域曾经生长了世界上最大、最茂盛的树木，这里有生长着毒芹和道格拉斯冷杉的古老森林以及温带的雨林。我怀疑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那些古木精灵的教诲，因为这些精灵时常盘旋于村庄周围。”斯奈德的一家人靠耕地、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而就在此时斯奈德的妹妹安西尔出生了，这使得本来就穷苦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住的房屋只是用焦油纸糊上，而斯奈德也曾因为营养不良极其瘦弱，并患上软骨病。
由于家境贫穷，斯奈德很早就开始工作，因此拥有同龄人鲜有的劳作经验。他曾担任过华盛顿州科莱特山区防火哨员、伐木工、防盗器安装工、国家森林局开路工人以及水手等。母亲洛伊丝的思想在那个年代非常超前。当时，鲜有妇女在外工作，而洛伊丝主张独立自由，立志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她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斯奈德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成为一名作家，所以经常鼓励儿子去公共图书馆博览群书。在家庭影响下，斯奈德从小就与自然世界、与文学亲密接触。正如他所说，“我从劳作中发展了自我约束能力，并获得了愉悦感，与自然之间培养了很深的情感。”
洛伊丝没有让他上大多数家庭选择的罗斯福高中，而是坚持让他乘车去位于商业区的林肯高中，这所学校在波特兰教育体系中是在学术上要求最严苛的，在整个市里享有最高的学术声誉。很显然，这所高中为斯奈德后来学术上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
尽管举家搬至城市，但斯奈德仍然对大山和森林有着至亲的情感和眷恋。他热衷于野营、背包旅行和爬山。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成为野生生物的捍卫者了。在高中时期，斯奈德成为一家登山俱乐部的会员和荒野协会会员。他同时在母亲工作的《俄勒冈报》做兼职，担任抄写员。在青少年时期，斯奈德开始创作诗歌，“站在西北雪山顶上，我找不到任何方式来表达我对大山的情感……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有力的教诲。这是由所有的大地神灵赐予的。于是我开始写诗。”
在普通的文学课程上，斯奈德成绩优秀，但他的实际平均分数要略低于人类学课程的分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里德学院，如大多数的学院一样，课程都基于一种假设：文学是艺术的分支，主要是由欧洲和美国的白人男性所创造。这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文化优越”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在里德学院，斯奈德受到一些老师的深刻影响，如他论文的指导教师戴维？弗兰奇，是他将斯奈德引入人类学的广阔天地；还有教授他书法的劳埃德？雷诺兹。雷诺兹主要教授创意写作和现代艺术史课程。他本人也是一位版画家，后来逐渐成为激进的东方主义者，最终被迫暴露了他的共产主义身份。雷诺兹不支持文化优越论的观点，斯奈德和他的同学们也不赞同。此外，神话学，尤其是印第安神话学成为斯奈德关注的焦点。他的毕业论文《海达族的神话研究》（The Dimensions of Haida Myth）就是以印第安神话为论题，雷诺兹和弗兰奇为其指导教师。海达族是英国沿岸哥伦比亚印第安族群，该论文主要以海达族文化为背景，探讨某一特定神话，研究它的分布情况，并提供一系列神话阐释的方法。最终，该论文被加州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广泛知晓。它的复印本在师生间广为流传，被多次复印，成为“里德学院有史以来复印次数最多的论文”。后来，该论文在1979年出版，题目扩充为《父亲村子里的猎鸟者：海达族的神话研究》（He Who Hunted Birds in His Father’s Village： The Dimensions of Haida Myth）。 斯奈德在里德学院所修的文化人类学专业对其独特的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经说过，要是有人让他推荐到大学念什么专业，他会毫不犹豫地推荐人类学，因为他认为人类学是大学各学科中最启发人思维的学科。与哲学或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涵盖了很多有趣的观念，永远以人类本身为关注的焦点。
因此，在大学期间，斯奈德广泛阅读了古典美洲研究领域的书籍，尤其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的著作。博厄斯对美洲印第安各部落和族群的文化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领域让斯奈德非常感兴趣。 诗歌中的原始文化寻根
斯奈德是时刻关注社会现实、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生态诗人。他自首部诗集《砌石》（Riprap，1959）起就密切关注全球的生态问题，探究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原初和谐关系问题。斯奈德生态思想有两大重要文化来源：一为原始文化，主要指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文化；二为亚洲文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文化的佛教实践及生活方式。斯奈德在诗作中探寻文化多元和生态多元的互动，广泛地从亚洲文化的佛教实践、原始文化的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中汲取生态智慧，力求古老人类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贯通，形成多元文化、不同文明间的生态对话。原始文化，即美洲印第安文化，是斯奈德自幼深刻认同的美国本土文化，是影响诗人生活实践及诗文创作的重要文化源头。印第安文化中的萨满教（shamanism）、图腾崇拜以及他们亲近大地的素朴生活方式，是斯奈德独特的生态思想的重要成因。
在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1974）中，斯奈德曾谈到，“原始人的世界观中有一种智慧需要我们学习。如果我们处于后文明时代的边缘，那么我们下一步必须考虑学习原始的世界观，与自然的力量始终保持联系。你不能在实验室中与自然力量保持联系。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知之甚少。”
美洲印第安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的存在可以一直追溯至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发展了很多基本传统的仪式。斯奈德将萨满教定义为“一种人类的基本的心智科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文明之初”。他将其看作一种“心智科学”。萨满教信仰祖灵、神灵、恶灵或万物灵，各部族人要通过萨满（shaman）与诸灵沟通，类似于中国古代宗教传统中享有至高地位的巫师。斯奈德在诗作中把萨满的功能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与非人类沟通、代表非人类群体的利益以及治疗功能。
在诗集《神话与文本》（Myths & Texts，1960）中，斯奈德将古老的主题并置和交织在一起，旨在让读者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中更深层面的维度：人以动物为食，并将其不可食的部分制成工具；人对动物所产生的美学及精神上的回应；人与动物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网；源于这种经历所带来的更进一步的精神启迪。
而在《斧柄》（Axe Handles，1983）中，也有不少诗歌体现了印第安人的祭祖、萨满教的颂神仪式等古老的宗教思想。如《在伊巴鲁家族的墓前》（At the Ibaru Family Tomb）一诗不禁让人们联想到萨满教里，人们头戴羽冠，载歌载舞，围绕篝火举行对先辈们的祭祀活动；《致万物》（For All）歌颂自然的安宁与静谧，歌唱万物的欢欣相融，表达了萨满教的颂神主题。
萨满是现代诗人的精神楷模，歌唱疗治之歌。诗人应成为非人类的代言人，成为自然界的代言人，诗人有责任让人类了解，人类世界以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世界，人类事实上是地球之子，最终要与地球联系在一起。
斯奈德在诗中号召人们回归原始，寻找生存智慧，因为原始部落的居民深深沉浸在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天人合一感在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图腾崇拜中可见一斑。图腾崇拜是民族神和民族宗教的发端，它清楚地表明了原始人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美洲印第安人坚信，与人类一样，动物、植物和山川等皆有灵魂。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印第安各部族信仰的精灵无处不在。这些神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善恶两种。这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平等观念和对自然界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图腾崇拜与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的狂傲截然不同，它认为每种生物都是一个智慧的精灵，像人类一样聪明，与人类处于同等的地位。
图腾崇拜浸透在斯奈德的很多诗作之中，如他在《神话与文本》中创作了一系列以动物为主角的诗歌，来表达人与动物的紧密融合。其中最常出现的动物有鸟、鹿、熊以及土狼。在第二节“狩猎”（Hunting）部分，斯奈德为我们呈现了各种飞鸟的形象，如西北岸印第安故事中经常出现的鹰、鹤、猫头鹰、鹪鹩以及埃及神话中的神奇鸟凤凰等。而对鹿的崇拜也浸透在诗作中。鹿，柔顺而善于奔驰，和美而具有神力，原始人自然对其产生崇拜之情。在《写给鹿的诗》（this poem is for deer）中，叙述者将鹿视作一种有灵魂的生物，将自己与动物放在同等地位，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熊也是斯奈德崇尚的一种印第安动物神。斯奈德的诗集中常会印有熊掌的图案，如诗集《山河无尽之六节诗》（Six Sections from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1965）的封皮上就印有熊掌图。而在《龟岛》中的《向西的路，地下》（The Way West， Underground）一诗在诗的结尾处，也印有一个熊掌的图案。在《写给熊的诗》（this poem is for bear）中则表达了人与动物通婚这一世界各地民俗故事的共同主题。
斯奈德信奉印第安人万物皆平等的观念，相信动物与人一样具有灵魂，只是外形差异而已。因此，动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形态，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愿意，动物可以随时随地变成人的模样。原始人从完全迥异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动物。作为动物，它们是超自然神灵赐给人类的食物，可以被捕杀猎食。但作为超自然的神灵，它们可以化身为各种人形，既能帮助人类，同时也会威胁人类。在《神话与文本》中，诗人就经常化身为各种动物，如第六节熊之歌，第八节鹿之歌，以及第十节的臭鼬之歌与狼之歌。 在斯奈德的诗作中，这些动物有时是作为实实在在的动物出现，而有时则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图腾，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诗人由此告诫人们，对动物应怀有敬畏之心，不去随意干涉和侵犯它们的权利。将尊严和自由给予生灵，也就是将尊严和自由给予自己。正是这种敬畏之心使得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和谐共存。
1970年，斯奈德举家迁至北加州内华达山。事实上，此地在4万年前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后来，白人来了，一切发生了变化。这里遭到了严重毁坏，成为一片废弃的土地。诗人迁至此地后，开始植树造林，建造房屋，并将房屋取名为“奇奇第斯”（Kitkitdizze）。这个名字取自印第安部落的词汇Chamaebatia foliolosa，意指一种散发清香气味的常青灌木，属蔷薇科。此房屋在结构上也采用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建筑传统。从《尤里卡》（Eureka）杂志上印的结构图可以看出，斯奈德的房屋取材自北美黄松木，内柱高大，外柱短小，这与印第安人居住的地面小屋的结构十分相似。奇奇第斯，无论在命名上，还是结构上，都富含了美洲印第安元素。诗人希望能与印第安人一样，与那里的山水融为一体，真正意义上栖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龟岛》和《斧柄》两部诗集集中反映了斯奈德在奇奇第斯的素朴的生活方式。他刚刚搬到这里时，还在使用非常原始的煤油灯来照明，用木材来做饭和供暖。诗人试图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来证明：人类与他们的家园如何能够自给自足，并与所居住的生态区域融为一体。
斯奈德努力寻找忠实于地方的生活，想确切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因此他和家人考察奇奇第斯周围的森林与荒野。《龟岛》中的《野蘑菇》（The Wild Mushroom）、《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等诗就体现了诗人在居所处进行的探索。整部诗集在向读者讲述居住在奇奇第斯的居民是如何探索大地以及如何通过直接接触大地以创造一种地方感。而在《斧柄》中，这种探索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许褪去，诗人对所居之地更为放松、自信与安逸，因此更凸显出日渐强烈的地方感。如《在其中》（Among）、《一家人》（All in the Family）等诗就为读者细致再现了家中的日常生活琐事，显示诗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已对其生活的地方了如指掌。这些诗都深深地根植于他在奇奇第斯的栖居生活。 结 语
通过阅读斯奈德的诗作，我们可以意识到奇奇第斯已然成为诗人理想的家园。诗人远离喧嚣的都市生活，回归宁静的荒野大地，是从道德上和精神上作出的选择。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根，没有了自然，人类精神就失去了生长的基点。正如他所说，“身为诗人，我所抱持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价值，甚至可以回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当时土地肥沃，动物灵奇，人独处时洞察力深远，生命的生息轮转令人敬畏，萨满之舞情炽意烈，部落生活则同心协力。”那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生生的――树、草、风跟我跳舞、讲话；我也听得懂鸟儿的歌声”。
如今，斯奈德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已不止局限于当代诗坛，而是早已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界限。他深刻而丰富的生态思想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对于正深陷生态危机困境的人们来说，是极富价值和启发的财富。他通过自己的诗作教导我们，人类与地球所有生物共享自然，共同生活在一个社群中。人类应该学会从古老文明中汲取生存智慧，像印第安人一样，以地方为基础，重新栖居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事实上是在探求一种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的生存方式，是在思考如何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构建一种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