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学术话语中，只有经、史、子、集等类别概念，没有现代的学科概念，因此，也就没有中国现代的学科分类。实际上，中国现代学科是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学习、借鉴乃至移植西方现代学术话语和学科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是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没有西方严格定义上的文学概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学与史学、神话并无明显的界限，中国最早的文学是对历史和神话的记录。纯粹的文学到周朝才出现，后来被收入经、史、子、集中的集部。而且，其中只收入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门类之一的小说则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之后的结果，是在西方学科规范的影响下所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其先导，而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开放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等有关科体制的论述，一门学科是否创建，要有相应的标准作为参照，主要是：第一，具有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第二，初具规模的学科教育体系，包括大学设立专业课程，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和学生;第三，比较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包括一定数量的职业工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研究团体、科研机构和专业期刊等。据上，下面即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一、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如同中国现代其他学科的建立受到西方学科和学术规范的影响一样，作为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明显地烙上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记。但是，相对于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明末清初开始不同，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的传播要晚得多，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才逐渐登陆中国大地，对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此，胡适曾云：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
文学也不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学的古书无疑是基础。但是，西方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和术语系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作用，不仅是催化剂，更是指导的理论与规范。
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周扬、刘再复认为，这种影响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地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倡导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把外国小说引入。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小说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德国2种，其他国家的7种。其中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翻译介绍(与别人合作)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0余种小说，达1200万字。其中属于名著的就有40多种。这种翻译介绍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有作品被介绍过来。这就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的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进入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具体地说，晚清时期西方文学的东传，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多也最重要，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其实，不仅在晚清，其后还有大量的读者。对此，钱钟书曾有回忆：
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由此，不难想象林纾译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留学生与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其中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进课堂，成为一门课。因此，这里首先需要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因为只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才有创建这门学科的可能。不过，鉴于相关的成果较多，而且笔者从留学生的角度另有专论，因此，在此只简要概述。
1.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又叫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在近代转型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现代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也在欧风美雨影响下开始现代转型。首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新风气的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和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大清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必须改弦更张的迫切性，在提出改革内政、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色彩的诗文。其后，冯桂芬、王韬等以其远见和创作，反对桐城派古文，使报章的古文社会化、通俗化，在白话文学的道路上开拓创新。维新变法期间，在康梁等影响下，晚清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改良思潮。其中近代著名翻译家、留学英国的严复和南社的主要成员、留学日本的陈去病、苏曼殊、秋瑾等，则在小说界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中，表现了一些革新的内容。但是，由于他们关于文学变革的初衷主要是改良社会、革新政治，而这又与他们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的诗文及其文学观念，从而留下了历史的局限。而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学的转型，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必须在世界现代文学观念指导下，进行一次从作品内容到艺术形式的彻底变革。事实上，这一彻底转变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决定性标志的;而五四文学革命又恰恰是由留学生出身的北京大学教授、讲师乃至校长等一班新人物(毛泽东语)发难的。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心，五四文学革命取得了胜利，新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大舞台，并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承认。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时期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文学，晚清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吹响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号角，以清末留日为主的南社成员更表现了一些新的文学内容;五四时期，一大批喝过洋墨水、意气风发的海归派人士，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五四文学革命，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由此宣告正式诞生。
2. 留学生与中国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中国高校的现代文学教育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环节，也与留学生密不可分。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教育必须具备如下要素：课程的设立、师资和教材。
(1)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的开设。其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的以诗歌为正宗的古典文学。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接受。但是，与其他一些新学科早在北京大学开设不同，中国现代文学迟至 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中国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才蹒跚起步。个中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在封建的士大夫和一般的国人印象中，已固化了几千年，形成了定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实，白话入文入诗即使在时髦的留美学生中，看法也大相径庭，如胡适与梅光迪、吴宓等在留美期间就有争论，如1916年7月13日胡适追记所言：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这种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吴宓日记。胡适的日记虽然也记载了留美学生之间在白话入文入诗上的分歧，倒还温文尔雅，平心静气，而吴宓日记的记载，则处处充满了火药味。
其次，大学中文系保守势力的阻挠。后来以白话为语言载体的现代文学虽然流行开来，但是，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鸟枪换炮，加上习惯势力的阻扰，实际上文言文也并没有马上绝迹，运用依然普遍。特别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顽固保守势力极其强大，极力阻挠新文学。如黄侃、胡小石等都是著名学者，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国学，反对新文学。在武汉大学时，他们就曾挤走了新文学作家郁达夫。而负责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刘颐，为黄侃高足，擅长文字、声韵、训诂;武大中文系另一负责人刘永济，重视古典文学的词曲，动辄借题发挥，非难五四以来的新派人物与新文学。曾在此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回忆：大凡邃于国学者，思想总不免倾向保守。武大中文系几位老先生都可说是保守分子。
再次，新文学主将们离开了新文学学科建设的前沿。中国现代文学迟迟未进课堂的具体原因，我们还可以从发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的实际情况略作考察：胡适从美国回国后，在北大所从事的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文学无关;陈独秀在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不久，就专心从事中共的建党工作，对文学与高校教学的兴趣已经转移。至于鲁迅，虽然以其创作的丰硕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但是他在大学的地位一直不高，话语权不大。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高校成为一门课程比较晚，而且不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是在清华大学。具体说首开这门课的是著名作家朱自清。时间是1929年春，课程名称为中国新文学研究。但据朱自清《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一文所说，1928年留美学者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目标：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据此，可以说，朱自清开出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实际上是杨振声主持清华中文系时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朱自清与杨振声所开的新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
1930年，燕京大学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授课人为杨振声、朱自清。
武汉大学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之后开设新文学课程之后的又一个大学。时间是1930年下半年，著名作家沈从文任教于武汉大学，开设了新文学课程。1931年该校还印出了他的《新文学讲义》。接着，同年秋留法归来的作家苏雪林继续开设新文学研究。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又增开了小说入门和戏剧入门两门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新文学研究课之所以能在在武汉大学站稳脚跟，与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海归成为武汉大学的师资有关，如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杨端六、袁昌英、闻一多、苏雪林等。特别是闻一多、陈源两位新文学作家先后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1928年9月1930年6月。陈源：1930年8月代理，1931年10月任院长，1935年10月续聘为院长。
这表明，1928-1937年间武汉大学文学院新文化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新文学课程的开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文学院的教师中，闻一多、陈源、凌叔华、沈从文、袁昌英、苏雪林都是新文学作家。由于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基础较好，因此，在1935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各学院概况、课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中有这样的话语：本学程讲授五四运动后之国语文学。先叙新文学之运动，及文坛派别等等，用以提挈纲领。继分五编,评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面令学生研读名人作品，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随时练习创作，呈教员批改。
此后，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最典型的如1932年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开设新文学课程，等等。一个并不起眼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居然开设新文学课程，而且自编教材，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经在高校中扎根。
(2)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研究基础。与中国史学、哲学等学科的转型主要运用传统史料和翻译的西方著作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进课堂，是以其所取得的足够的作品为研究基础的，下面就是1930年前大家所熟知的各个体裁方面的代表作：
现代诗歌方面有：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朱自清等《雪朝》第一集、《毁灭》，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冰心的《繁星》、《春水》，等等。
现代戏剧方面有：欧阳予倩的《泼妇》，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田汉的《咖啡店一夜》，等等。
现代散文方面有：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冰心的《寄小读者》等。
现代小说方面有：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幻灭》三部曲，郁达夫的《沉沦》等。
应该说，上述作品仅仅是本文研究所规定的1920年代到1930年之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本建立时间内的部分作品。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现代文学作品为基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有丰厚的作品基础，教师才有著书立说、在课堂上讲授的可能，学生也才有大量的阅读、研习的资料。
还需要指出的是，完成这些作品的作者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作品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身的作家。最典型的例证是被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性作家基本上都是留学生出身。
三、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及其体制的建立
凡是一门学科，总需有研究才能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否具备学科的条件，也离不开研究，其中关于此门学科及其体制的建立与否相当重要。
1. 文学领域中的留学生群体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大凡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构成一门学问，就必须有供人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而中国现代文学之作为一门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皆荟萃于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全书分为10卷：①《建设理论卷》，胡适编选;②《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③《小说一集》，茅盾编选;④《小说二集》，鲁迅编选;⑤《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⑥《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⑦《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⑧《诗集》，朱自清编选;⑨《戏剧集》，洪深编选;⑩《史料索引》，阿英编选。编选创作的7卷，共收小说81家153篇作品，散文33家202篇作品，新诗59家441首诗作，话剧18家18个剧本。这些作品及其作家，是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所需要的作品及其作家。其中代表性作品的作家都是留学生。不仅如此，留学生们在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提供了研究资料和研究基础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学领域中的留学生群体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2. 创作新文学的留学生作家走进课堂，以作家、教师和学者的三重身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鸣锣开道
作为新文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者的留学生们，有一部分走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从原来的作家、诗人身份，成为教授和学者。例如，杨振声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20余部(篇)和散文、杂文、诗歌等50余篇(首)。在学生期间，就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和《磨面的老王》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1924年又发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他的作品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特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鲁迅说：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并且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这也是杨振声后来首先倡导新文学进课堂的基础和动因。在此，我们要特别肯定杨振声的倡导之功。应该说，以往肯定朱自清开创现代文学学科的功绩，是完全客观的、正确的。但是忽略了杨振声的倡导。其实就在朱自清1928年落实杨振声前一年的教学计划，开设新文学研究后，他们就共同开设有关的课程，后来在燕京大学也一同开设有关课程。因此，杨振声对开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功劳，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以原来的作家、诗人身份走进课堂的，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还有一大批，其中留学生出身的，就有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许地山、朱湘等等。虽然有的作家进入大学后，并不从事新文学的教学，但是，作为过来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还是充满热情和支持的。如作家、教育家袁昌英，湖南省醴陵人，1916、1926年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创作了戏剧《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等，散文《巴黎的一夜》、《琳梦湖上》等，1928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1929年开始执教于武汉大学，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凡是对新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和欧美文学专家，你很难设想她会反对新文学进课堂。
3.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著作的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著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史著作，这方面朱自清有筚路蓝缕之功。对于朱自清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的贡献，前面已有论述，下面用王瑶先生的话来总结: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
在此需要指出，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还没有出国留学。他是1931年到英国留学研修文学，1932年7月回国。也就是说，留学在他开设此门新课期间，而且《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整理是在出国之后，因此，牵强一点，朱自清在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门新课时的身份也可以说是留学生。
此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也在1930年后相继出版，如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等。其中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因为出版时间早和内容扎实，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于研究新文学的论文，可以说从文学革命的大旗举起时就已经开始，因此，数量非常之多，难以计数，当时最集中收录的是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序与导言。该书前由蔡元培撰写的总序，其他各卷编选者还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导言。其中《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选辑近200篇论文，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逐渐确立的历史过程。总序和各篇导言，都是当时卓有声望的名家、大家所写，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或作历史的回顾，或为理论的阐述，表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知灼见。可以说，在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导言的影响甚至比《中国新文学大系》本身的价值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需要强调的是，总序和10篇导言的作者共11人，其中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和洪深为留学生出身，即占64%。
4. 留学生与新文学专业团体和期刊的建立
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需要文学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帮助和支持，而文学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又促进了文学学科的建立。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是中国文学学科建立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标志。先看中国文学团体，截止1929年前，代表性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再看专业的文学期刊，截止1929年前，代表性的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新月》等。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过程中，还没有哪一个专业团体和期刊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样多，而且，归国留学生作家们对这些团体和期刊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如周作人等之于文学研究会，郭沫若等之于创造社，徐志摩等之于新月社等，都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及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贡献。如同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与胡适有不解之缘一样，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其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为：第一，作为新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为新文学的诞生建立了特殊的功绩。换言之，由于他的特殊贡献，新文学学科的建立才有可能。此外，鲁迅等新文学巨匠们也有相似不等的贡献。第二，积极支持新文学进课堂。如同任何一个创业者都自然地希望他所开创的事业得到发展一样，胡适对新文学学科建立的态度也是这样。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与沈从文的通信和推荐作家学者到高校教中得到证明。
1937年7月4日，沈从文发表了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建议把新文学传播到中学生中去，目的是引导中学生对新文学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中学老师，而中学老师都是从大学毕业的。为此，沈从文提出：在大学课程中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他还希望胡适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对此，胡适在《编辑后记》中专门答复:对于从文先生大学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文史系的影响。当时的胡适早已离开新文学阵营，既非教育部长，也非大学校长，但是沈从文却请他提醒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更重要的是，胡适表明了他对新文学进课堂的积极态度。
另外，还需提及的是，胡适还推荐朱自清到清华任教，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任教。而他们，对新文学进课堂都有开创之功。限于篇幅，不赘述。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学和学科规范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学科形态逐渐向现代学科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形成开始于1920年代后期，在193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主体的作用：在五四时期，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五四以后，又倡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