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区域华文文学时，我们往往习惯用某些既成的术语加以剖析，如离散(Diaspora)、本土性、中国性等等。毋庸讳言，这些字眼和术语既有其丰富内涵和犀利涵容性，同时却也不乏陷阱。比如以离散处理在台马华文学①，其中就吊诡重重:一方面，离散意味着潜在中心或精神家园的预设，难免有某种中心主义之嫌;而另一方面，借此反倒可能遮蔽了不同世代和个体华人作家之间的差异性。一般而言，第一代离散者往往可能时不时指向祖国现实与文化，离骚满腹，但后世的落地生根者却往往亲近本土，甚至变成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汁州。他们甚至具有多元身份认同(文化、公民身份、政治派别等)，相对自由穿梭其间，尤其是在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盛行时代，反倒更呈现出他们如鱼得水的一面，远非离散所能真正涵盖。
同样值得反思的还有本土性或中国性概念。身居本土的在地意识强烈的人士或身份暖昧的游子往往对本土性有着异曲同工的封闭式借重:前者往往具有排外性，以本土性(中国性)的纯正与否或数量多少来捍卫自己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而后者却有鉴于自己的本土性不充分并以在地人本土性的封闭为理由企图解构本土性。其实，现实人生书写和实践己经超越了上述封闭性的本土迷思，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②正是其安身立命和区隔他者的处所和联系，同时，流动的本土性(比如李永平、高行健、刘再复等)却又可以丰富在地(故乡)和居留地的双重文化生态。
易言之，面对复杂多变的在台马华文学，作为读者/研究者的我们必须既严谨又灵活地面对相关书写。耐人寻味的是，从整体视野(t}t}hty)看来相对弱势的婆罗洲/砂拉越书写和评论在台湾(在台马华文学中)却蔚为大观，尤其是热带雨林书写，己然成为一种醒目的文学地标川。而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李永平(1947-)和张贵兴(1956-)。有论者指出:我们可以发现，有着相似生命路径生于婆罗洲，以中国(文化图腾)为梦土，却在台湾度过大半辈子甚至入籍中华民国的两个人，尽管文本意识认定的故乡有异，说到底，是同一种精神结构衍生的变体。当复数的多乡仅被承认其一，排除即是一种压抑、或一种离弃。压抑衍生出自体的不能满足，而与离弃并存的是罪恶、是亏欠。张贵兴思慕雨林，对中国的原初欲望被压抑至潜意识层，然其对中国的强烈想望仍如鬼魅般，在意识无法控制的黑暗领域蠢蠢欲动。与之相对，李永平则是拥抱中国，南洋性被抛弃在遥远的南洋。②但同时砂拉越本土的创作人却又不无怨言(如田思等)，认为他们是被代表的牺牲品。在这种近乎文学隔空喊话的张力中，其实也可能蕴含着台砂并置之后的不同认知、话语/权力(power/knowledge)，甚至是书写的迷思，值得我们仔细探勘。
这里的台砂并置，指的是书写者有意识将台湾与砂拉越安放在小说书写的内容中。最集中的做法是形成一种明显的对话关系，无论是小说内容，还是读者解读;其次，也可以是一种人物关系之间的缠绕;而不可捉摸却又不容忽略的还有作者在处理一个关键向度时呈现出对另一个向度的潜在凝视。本文的处理标准将按照上述界定，从严到宽展开，但以严为中心。在本文的结构安排上，分别论述李永平和张贵兴小说对台砂并置操作的得失，然后也会讨论在台砂并置视野下砂拉越本土的努力及其限制。
黄锦树接受留台的后辈大马学子访问，在谈及如何处理台湾经验时指出:要写可以，其实技术上不是那么困难的，在台湾己经那么多年了，这根本不是重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爱写不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自由，我最痛恨别人问我这个问题。③实际上，黄的表面不耐和故作轻松下面却可能遮蔽了台砂并置的复杂性，也部分简单化了此中的纠葛。李永平、张贵兴的某些书写己经成为马华文学史上的经典实践，但其薄弱乃至失败之处却同样有可以挖掘的空间及值得总结的教训。
身心的位移让李永平、张贵兴的原乡书写呈现出相对独特的轨迹和特点，比如李永平在台砂并置上的圆形本土，张贵兴则有从小清新到重口的擅变。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此类书写的集大成氰雨林书写因此在台湾文学，以及更大的华文书写谱系，描述了一个景观与身份、民族想象结合的迥异和鲜明个案。它产生于写作者的迁徙，台湾环境提供的文学认同和养分，雨林地景因此扎根于台湾的文学地表，凸显了台湾文学在1949年外省作家移入后，另一个以侨生脉络移入的文学生产，强势且盛大地以长篇小说格局建立了有生命力的热带风景。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亦有其迷思。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要再历史化，无论是持续台湾化还是要再婆罗洲化，包括对婆罗洲森林自然和文化生态开拓出更多的说法，借此丰富自我认知，开拓书写资源;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选择合适的叙事技艺，将台砂并置书写提升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