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十七年”；女性；成长；叙事
[论文摘要]在特定的和现实语境中，“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 “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由于参与意识的无限膨胀极度消解了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十七年”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事实上，“十七年”不仅有女性文学，而且出现了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众多可以代表时代最高成就的小说，是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诞生的，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相比，呈现出特异性、复杂性、隐蔽性特征，具有浮表层面和潜隐层面的多重解读性。所以，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极端社会化的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继承了生命化的女性传统，表现出对女性成长的倾注，并在关于这种女性成长的革命叙事中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
一、“十七年”女性意识的全面萎缩
在中国的封建体系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女不干政”的伦理绳索将女性牢牢地捆绑在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中，女性的从属意识和附庸观念格外强烈。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地位是角色的基础，角色是地位的表现。千年不变的“女主内”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一同参与事物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们对极为冷淡，对公共事物更是不闻不问。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男性的附庸变成的建设者，顶起了“半边天”。 “十七年”这段历史，在后来以妇女社会地位甚高而著称，但“男女都一样”这种社会实践，对于妇女的进步与解放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推动，女性普遍社会化，另一方面则因两性地位差异缩小，生活中“两性冲突”模糊化、弱化，精神意识方面也缺失新的批判传统性别秩序的动力。与20年代妇女解放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突显精神意识层面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不同，“十七年”妇女解放由于融入全社会解放中，女性意识的作用因政治强力的遮蔽而不显其“在场”。主流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上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作家从历史叙事的边缘跃为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她们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对女性性情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她们的文本中，阶级解放的现实遮蔽了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全面萎缩。
在无限膨胀的社会参与意识驱使下，女作家首先将自己的视野从闺室、厨房拓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草明就分别以自己的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动力》从华北的和东北的矿山反映了新主义革命宽广的历史画面。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则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几个时代，为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争取女性的职业地位，在传统与现实双重挑战的夹缝中倔强挣扎。此后，女作家将写作的焦点聚集在女性如何彻底压抑、舍弃“个人主义的爱情”而完成向社会运动、集体主义境界的彻底融入。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最终用革命置换了自己的爱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则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备因素。茹志鹃的《百合花》将微妙朦胧的异性情感升华为“圣洁”的军民情谊。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向人们诉说了清莲和张玉克这一对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以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故事。
在这样的时代写作中，统一的革命信念隐没了对女性、命运、社会地位的关心与思考，也使得“十七年”女性小说叙事深陷“爱情——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1]
二、“爱情——革命”二元对立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参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这一演绎的结果必然是，女性的解放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因此，“十七年”的女性在革命中心叙事的“正轨”上往往倾注于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解放与成长。
在“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由于特定语境中知识分子已由启蒙的主体沦为改造的对象，知识女性的革命成长成为主要的叙事内容。知识女性成长的本质就是要女性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去掉温柔的感伤主义，去掉个人主义的观念，融入集体，融入社会，投身于独立和解放的伟业中去，成为一个坚强的胸怀远大理想、把全部身心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样的文学想像中，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革命和爱情。革命是女性成长和解放的必经之途，并使禁欲时代的爱情叙事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人类最具私人化的情感——爱情在“十七年”的语境中往往作为社会化、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也就常常和革命构成尖锐激烈的冲突，成为走向革命的阻碍。这就意味着女性必须实现对爱情的决绝才能成为纯粹的职业革命者。由于女性意识的缺失，“十七年”女性小说一般不表现两性冲突，而侧重于描写女性脱离爱情而革命的人生道路抉择。
《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经历两次逃亡而走上革命路。父母要将她卖给有钱有势的局长，她逃出了；后来她又走出只允许她“陪着丈夫”以及将来“照顾孩子”的“太沉闷”的余永泽的家，也是再度逃亡。两次逃亡中还有北戴河的小学校长要将她献给县长作姨太太，娱乐场所阔公子对年轻女性的骚扰等插曲。林道静实际是在这样一个不断逃亡的过程中接触到革命者和革命思想，与革命越走越近的。从封建婚姻和性别奴役的大罗网中逃亡而分外真诚坚定地走向革命，是现代中国很典型的一条女性解放和成长道路。从文本的显层结构(故事层面)看，林道静不屈从于命运的指定，苦苦挣扎、寻求，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构成了全文的情节内容；文本的潜在结构(喻义层面)则是作为各种符号的象征而出现的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拯救过程。也就是说，林道静的革命成长是通过与三个男人的爱情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与余永泽的“五四”式的个性主义爱情还是与卢嘉川的“个人的命运是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朦胧情怀，甚或与江华的献身党与革命的同志式婚姻，男人已经完全脱离了性别色彩，而只不过是旧式知识分子迈向革命必经的三 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思想——理论——与工农运动结合的社会实践)的象征符号，因而，在“拯救”实施的时候，爱情是林道静的革命推进器；当“拯救”的使命完成，男性的性别意识逐渐显现，爱情就成了林道静革命道路上必须逾越的障碍。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爱情被赋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题，但随着中国的主导话语从对自我、个体的关注转向劳苦大众，革命从反封建转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争取劳苦大众并以大众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个人的自我体验走向边缘，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强烈起来。爱情被认为是革命意志中的腐蚀剂。在宗璞的《红豆》中，女主人公江玫选择了革命，战胜了爱情。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胜利，高尚对自私的胜利，革命阶级对非革命阶级的胜利。以斩断爱情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这是一个知识女性改造自身获得前进与成长的模式。因爱情不是志同道合的产物，江玫和齐虹一开始就存在的生活态度和立场的分歧预示着这爱情的悲剧性。时局迅速变化，江玫在同屋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关心社会形势，越来越主动地参加社会活动，而爱情的对方齐虹毫无变化，既不关心政治，也不支持江玫，反因江玫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他们的爱情而戚戚。感情越来越深，分歧也越来越大。最后，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读书，还是留在自己的祖国加入社会革命的行列，江玫必须做出抉择。虽然抉择是痛苦的，并且多年后重返故地仍然泪眼迷蒙，但江玫最终选择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走的革命道路，而她的成长也因决裂的艰难而更具意义。
饶有意味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还有一种特别的“爱情——革命”对立叙事类型，就是将爱情巧妙地隐退在革命的背后，其结局虽然往往带有遗憾，但没有了抉择的痛苦，更显示人物精神境界的崇高。《百合花》中那位小通讯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让人感到可敬的英雄品质，反倒是一位十分腼腆害羞的小伙儿，小说叙述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超我结构，叙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人公，在我与通讯员的一系列接触中，都蕴涵着十分鲜明而自觉的情爱冲动，就作者来说，赋予女主角以多情主动等性格特征，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也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得以自由呈现的想象空间。但这又产生了用个人情感解构革命叙事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一可能，作者迅速地将我从文本的情节中撤出，由新媳妇出场来完成这个情感上的空白结构。从通讯员为伤病员借被子，新媳妇不舍唯一的嫁妆，到年轻的通讯员因掩护民工而牺牲，新媳妇含泪把心爱的嫁妆为他入殓；从新媳妇最初羞于为伤员护理，到最后为牺牲的通讯员擦拭身体，缝补衣肩破洞。前后剧烈的反差，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张力，使女性的灵魂在战争中得到了“圣洁”的升华。因此，才有了茅盾给予它的权威性阐释与定性：“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具有“清新、俊逸”的风格。朦胧的异性情怀被刻意转化成“军民鱼水深情”，实际上仍然隐含着“爱情——革命”对立模式中革命对于爱情的绝对胜利。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在叙事上比《百合花》更为“单纯”，“我”和张玉克成了“朋友”，此后长达8年中仅三次半见面，每次只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并且主要是在公众场合，所谈多不关私情私生活，而是时代与战争。青年指挥员张玉克的情绪总是处于激越之中，谈的多是敌人残暴、被捕同志英勇不屈、形势艰难与发展、革命胜利定都北京……作者努力以人物的革命精神来使人物的爱情得到更多谅解。张玉克牺牲后，“我”用慷慨激昂、“长串的热泪”、理想来冲淡压抑，振奋自己，谱完这篇“英雄的乐章”小说通过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完成了人物向革命崇高境界的飞跃。
[2]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对传统男权予以反驳的过程，沉重的文化积淀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不是仅仅依靠某一场革命的化实践活动就可以完成的。在战争文化支配下，“十七年”女性将女性的成长简单理解为“爱情——革命”冲突中的取舍，以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拒绝与尘封了女性成长的丰富内涵。
三、女性成长叙事的裂变
“十七年”女性小说主要表现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成长，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当时意识形态的要素，是一种相对缺乏性别意识流露的“女性文学”。但是，考察具体的文本，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小说还是在迂回曲折和参差错落中凭着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混沌性，顽强地表达出女性的情感与意愿，流露出女性的风格。作品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自主抉择和爱情叙事中细腻柔婉的笔致使得革命成长叙事由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
“十七年”，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讲述过关于女性的爱情故事，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但女性在那里主要体现为男性英雄的陪衬，革命叙事的点缀，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精神地位却显得十分空洞。与此相对，同样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春之歌》与《红豆》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其中的男性似乎都是这个女性的陪衬。《青春之歌》中杨沫以与革命叙事所不相容的个人化叙事，使得对林道静的成长叙事与以往“一个男性与几个女性”的故事不同，讲了“一个女性与几个男性”的故事，从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到对江华的仰慕，这都是林道静自主选择的结果。宗璞的《红豆》，江玫不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个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爱情与自我的意志、理性与感性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离开了大资产阶级公子齐虹。她和齐虹的爱情是真挚的、纯洁的，虽然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的烙印，但更重要的则是江玫自己的选择。作者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择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体性。
“十七年”女性小说手法上的女性特色主要是在形象描绘、心理刻画方面体现出的柔婉细腻。《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女性视角虽然并不能代表它们的意图是女性的，可是在写法上，它们都是把英雄人物平常化、普通化。因为女性的细腻和感性，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叙事变成了温馨的家庭式叙事，这无疑为“十七年”中那些“志如钢毅如铁”的“钢铁战士”注入了情感的涡流。《英雄的乐章》里英雄张玉克是有着丰富深厚的爱的，爱士兵，爱祖国，爱和平，爱恋人。革命和恋爱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热烈浪漫的爱情可以为革命生活输送强劲动力，可以克服伴随着革命和残酷的战斗而来的恐惧。在当时的禁欲语境中，它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相比之下，《百合花》中的爱情描写则含蓄朦胧得多。小说很大篇幅写的是“我”眼中的小通讯员：年轻、质朴、羞涩、热爱生活和美。“我”关心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心里的。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女性对异性朦胧的爱。另一个女性是新媳妇，这是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在小战士牺牲后，她“细细地、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最后，还把那“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了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百合花》笼罩着一层女性朦胧的爱意和母性的怜惜之情。
这些在文本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女性意识，显现女性话语特质的女作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以男性话语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和指责。杨沫被迫离开自身经历，在第二部中构造陌生的革命故事，《红豆》作者宗璞被指责描写资产阶级人性和不健康的感情，遭到了长时间的严厉批评。刘真、茹志鹃也因作品遭遇了同样不幸的命运。然而，在政治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着的“十七年”女性小说，经过岁月的汰洗，恰恰是这种成长叙事裂变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部分显示着其存在的价值。
半个世纪过去，当我们细细梳理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打捞“十七年”女性小说中闪亮碎片时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微弱的个人声响都会被巨大的时代轰鸣所淹没的政治话语时代里，女作家们虽然遵循了革命中心叙事的文学规范，但并没有放弃一贯追寻的女性自我，她们在关于女性的成长叙事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经验。她们发出的声音或许微弱，但足以穿透那段非常态的。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