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大力倡导文艺批评的“三真”精神
一、从真心诚意、真才实学到真知灼见
这是我再一次听到资先生倡导“三真”精神。 2008年9月12日的《中国艺术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资先生所著《专业舞人的职业尊严和对“舞蹈研究”的思考》。为了营造舞蹈评论的健康生态，资先生的主张可以归结为讲真话、明真相、析真理。对于舞蹈批评而言，这是不断深入的三个层次;对于批评家而言，这是不断提升的三个境界。所谓“讲真话”，用资先生的话来说叫做 “心口如一，实话实说”。她认为“讲真话”不过是批评的底线，我以为这既是道德底线也是学术底线。“讲真话”虽是底线，要做好却并不容易，因为就评论主体而言，树立“职业尊严”只是解决了操守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能力问题却要看是否具备“职业学养”。就评论对象而言，对象的存在一方面会受到解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制于创作者所追求的独特言说方式。因此，“说真话”只是意味着评论主体有“真心诚意”，还要看主体认知与对象意义生成的“双向建构”中能有多少“真凭实据”。提供较多的“真凭实据”是“讲真话”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内在依据，而这就使我们的评论走向了“明真相”的层次。事实上，“讲真话”不是仅凭“真心诚意”就可以达到的，能帮助“明真相”的“讲真话”需要更多地发掘对象的“真凭实据”，因而也就要求言说主体有更多的“真才实学”。舞蹈批评主体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使舞蹈批评的“讲真话”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资先生那时就说自己“曾在不同场合倡导‘三真’，即要有对于‘困惑’的真实感受、追求艺术真谛的浓烈愿望以及对于自己思考的真切表达”。这其实是要求我们的评论由“讲真话”、“明真相”上升到“析真理”的层次，它其实意味着评论家在“真心诚意”的操守和“真才实学”的能力中，实现舞蹈批评的“真知灼见 ”！
二、爱之深、虑之远，讨伐“舞八股”
我有时会静下来想想资先生“讲真话”的特点，我以为这个特点一是敏捷、二是犀利、三是通透、四是友善。先生曾写过一篇《舞坛不寂寞 ――95舞坛纵横说》（载《舞艺 ・舞理》，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厚重舞评。虽是评说 1995年的舞事，但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文中有一节专论《编导“大腕儿 ”的兴起及讨伐“舞八股”》，指出 “‘腕儿 ’级编导有许多施展机会。除个别人有甘于寂寞、积蓄力量的明智之举和少数略见创新之外，大都‘高产 ’而不 ‘优质’，一些作品有明显的‘快餐’、‘速冻’味道。看似机灵的 ‘鬼点子 ’，却有雕虫小技之感。如果说‘腕儿 ’级编导有点‘老本儿 ’（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熟能生巧’的技法，应付着眼前任务的话;那些盲目的追随者们，却以更蹩脚的方式争相 ‘复制’他们的‘快餐’配方，于是频频出现于银屏和舞台的‘舞八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资先生在文中罗列了“舞八股”的“罪状”（资先生语）：一是模式化地图解主旋律，二是华丽的包装与舞蹈本体的萎缩，三是假招子代替真功夫，四是“通用粮票”加“风格性装饰”，五是任意杂交的不伦不类，六是人体变形加扭捏作态，七是形体裸露度的无限扩大，八是堆砌技巧的杂技化倾向。“罗列”之后，资先生指出： “‘舞八股’纵有诸多表征，总体症状却是造情、矫饰、偷巧和品位低俗，病源则是长期缺乏营养的 ‘代偿’性劳作所致。疗救的前提是正视病体，不讳疾忌医。今日作檄文讨伐，实乃爱之深而虑之远矣”。你看，资先生的“讲真话”就是这样融通着 “斗士风采”和“仁者情怀”！
三、呼唤“探索规律、追求独创”
隔了若干年，资先生在此撰文指陈舞蹈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篇厚重而深邃的舞论题为《探索规律，追求独创――关于近期舞剧、舞蹈诗创作的思考》（载《舞思》，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年出版）。资先生指陈的四个问题是：
一、 “命题”作舞与为舞造情;
二、善于“造势”与滥用包装;
三、追求“观赏性”的误区;
四、借鉴与套用的混淆。关于第一个问题，资先生虽也指出 “‘命题’未必非得 ‘造情’不可”，但强调“症结往往出在创作准备（生活与艺术积累）不足，命题未能激发起艺术家真实的创作冲动，缺乏命题与创作思维的契合点，力不从心地仓促上马出现了闭门策划，迷信外援（大腕儿），突击强攻和华丽包装等构成的‘无孕分娩’式的创作模式，忽略的恰恰都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关于第二个问题，资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舞（情）不够，景来凑 ’。且舞台美术的设计都趋向于大制作、超豪华。有时，作品的内容愈苍白，主体创造愈贫乏，舞台美术愈奢华也有些基础不错的作品，由于 ‘包装’的品位不高而帮了倒忙。各个剧组间的盲目攀比，互相套用，更助长了艺术的雷同化”。关于第三个问题，资先生认为“首先是脱离具体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片面追求所谓的‘观赏性舞段’。如随意设置‘选美’、‘宴庆’场面，借题发挥地堆砌些花里胡哨的‘表演’，游离于主题，干扰了主线，弱化了主体。再就是审美品位的媚俗化――不顾时代背景、作品基调、人物身份，每每都离不开干冰、烟雾，外加彩灯频闪，似乎只有‘美女’如云、媚态百出、袒胸露腹外加机关布景才具有‘观赏性’，更有甚者以怪诞、刺激取胜吸引观众‘眼球’ ”。关于第四个问题，资先生指出“舞剧创作中的套用现象时有所见，且见怪不怪、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了某种趋势。照搬他人之举已无所顾忌，连略微改头换面都懒得去做了 此类问题对于大多数编导来说，主观上并非出于‘抄袭’的动机，而是认识――观念上的模糊和创作上的惰性导致求异思维的萎缩”。真是指陈得“鞭辟入里”，剖析得 “入木三分”！
四、繁荣中忧思“大晚会综合症”
正是基于对舞蹈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资先生再次发表深邃而厚重的舞论《繁荣中的忧思――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载《舞思》）。这个“忧思”是什么呢？资先生指出 “‘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大晚会”指的“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 ’（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关于“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资先生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作替代创作。指的是“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二是“艺术激素”代替创作激情。指的是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三是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指的是“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打飞的”指导;通用性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滥用，看似“花哨”，却无真货。四是套用、抄袭替代适度鉴赏。五是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
四、五两点在《探索规律，追求独创》一文中已充分指陈，这里不再赘述。六是舞蹈本体的萎缩。指的是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舞蹈成为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曲的呈现也未必添色
五、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既然“忧思”的是“综合症”，资先生提出的“疗救”主张是“优化社会文化生态”。她深刻地指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 ’之发展――形成 ‘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 ‘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上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制‘形象工程’盲目上马;如果‘官员 ’（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资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艺术评论》创刊号（ 2003年）上，至今已十年有余了。我在引述先生的“良苦用心 ”时始终不忍停顿，因为她所说的“生态作用络”、她所希冀的三个“如果”能够实现，我们无疑会有更优质、更美好的繁荣！
六、“七戒”对舞蹈批评的“自我讨伐”
其实，资先生这类“讨伐”的“说真话”，不仅针对“舞蹈创作”，而且也指向“舞蹈批评”。比如她的《反思文艺批评之七戒》（载《舞思》）。她深刻地认识到：“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面对各种‘关系网’的羁绊，即使你有勇气坚持批评的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如果我们怀有职业的责任心，倾
听读者的反映，将目光投向‘评坛’的‘内因’进行认真的反思，应该有勇气对现实存在的文风问题，进行一番自我讨伐”。这个“自我讨伐”就是资先生所言 “七戒”。资先生所言 “七戒”：一戒“腻”。指的是作品评论不能“溢美之词”过甚，这类“甜话”缺少与创作者荣辱与共的执着，倒人胃口。二戒“套”。指的是作品评论以相同的模式评说，形成一种通用性的“套话”、“套路”（其中还夹杂着不同程度抄袭的“套用”），这种评论读来味同嚼蜡，还会连累所评论对象黯然失色。三戒“泛”。指的是脱离艺术本体特质的泛论，这种评论有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且“泛”与“套”还极易“交叉感染”形成并发症，效果令人堪忧。四戒“涩”。指的是名词爆炸、概念罗列的云山雾罩，形成可读性极差的晦涩之作，令人生畏乃至生厌。五戒“晦”。指的是故意不把某些“异样”、“另类”的观点讲清阐明，与读者玩儿起“捉迷藏”，似“涩”而非“涩”，欲“吐 ”而又“鲠”。六戒“花”。指的是评论家成了“化妆师”，玩弄文字上练就的“硬功夫”，对读者产生“审美误导”。七戒“霸”。指的是强加于人的上纲上线、缺乏理性的发泄与抨击，根源于学术民主的修养不足。
七、树立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
对此，资先生再一次强调“批评的灵魂在于‘真’――真话与真情”。因此，她在《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与规律性》（载《舞思》）一文中告诫我们：“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纵观舞蹈发展史，制约舞蹈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除强化政令、经济投入之外，另一个 ‘生态项’就是权威性评论在‘专业圈’内，舞评人应该担当起对舞蹈创作（作品）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对创作思潮进行舆论分析的任务;面对公众，则应担负起社会审美消费的引领作用，促进舞蹈审美的普及和健康发展”。评论的“权威性”在于其公信度和影响力，它的依据在于评论的思想深度和感召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资先生认为重在“树立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在资先生看来：“舞蹈评论的文化品格与舞评人自身的人品、文风、学养、激情与创造性思维的综合素质密不可分。它是舞评人自我修炼的依据，也是衡量其职业化水准的要素”。在上述“综合素质”中，资先生最看重的是 “人品”。她认为：“所谓人品当然是诚信为本。这奠定‘文风’的基础。不可想象假话连篇的舞蹈评论，谈得上什么‘文化品格 ’！但是否‘实话实说 ’就是理想境界呢？这不过是一个‘底线’。我曾不止一次强烈地呼唤舞蹈创作的‘三真’精神，即真实的生活感受、真诚的创作冲动、真切的艺术呈现。其实舞蹈批评同样需要‘三真’精神：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心口如一的真诚表述、对艺术真谛的求索与揭示。这是做人、作文的标准，也是树立舞蹈批评之文化品格的基点”。
八、关注“以人传舞”的当代舞史研究
想起自 1998年跟随资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资先生关于中国当代舞蹈史研究“以人传舞”的方法论主张，似也说明先生对“舞”的关注根源于对 “人”的认同。她在积 10年之功完成《舞蹈生态学导论》的专著后，在《舞蹈生态学 回眸》（载《舞艺・舞理》）中写道：“舞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专业舞人的出现。他们以社会造就的审美意识和个人技能，进行舞蹈的加工与创作，使舞蹈的审美价值大大提高，个人风格逐渐增强，由此而产生与自然传衍的舞蹈相对应的创作型舞蹈。这可谓舞蹈的两大类别（层次）舞蹈生态学的研究首先要涉及自然传衍的舞蹈，同时明确认识到舞蹈具有多层次概念和可伸缩界面”。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当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打出“原生态歌舞集”旗号时，为什么资先生持有异议。她其实意在指出杨丽萍的舞蹈已并非“自然传衍”，指出杨丽萍作为“专业舞人 ”已使舞蹈的审美价值大大提高，并且也使舞蹈的个人风格大大增强。其实，资先生的《中国当代舞蹈精粹之保存》（载《舞艺 ・舞理》）一文也谈到这一问题，她说：“专业舞人的出现，是舞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其中的佼佼者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舞艺水平历史杰出舞人得以在古籍史书中有所记载者寥若晨星，而且大都以事传人，而非以人传舞，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因此，资先生才带领她的团队，在总结既往的舞史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影视艺术特征，强调“以人传舞”的认识和操作方法，精心拍摄“中国当代舞蹈精粹”。遗憾的是，这一认识论和操作方法在我们当下的舞史研究中并未得到延续。为此，我曾留下听课笔记《以人传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史研究方法的理论舞蹈史研究的方法论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以人传舞’是舞蹈生态学研究方法在当代舞史研究领域里的延伸。在舞蹈生态学研究中，较为强调从舞蹈形态的分析入手，进而关注舞蹈这一‘核心物’与‘环境 ’的关系。资先生认为，在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基本核心物是舞种，但核心物是多层面的，舞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当然，作为‘核心物’的舞人是在舞种形态的构成中起着重要决定性作用的舞人。第二，‘以人传舞’在当代舞蹈史的研究中，由于传媒的进步，较之古代舞蹈史的研究而言，使研究对象更为直观、更为动态、更为传神。舞人作为舞蹈传承的载体，理应格外为舞蹈史的研究所关注，这是在以‘多媒体’为主要传媒的信息时代所应当重视的‘修史’观念和方法。第三，在古代舞蹈史研究中，也有对舞人的关注。但历史文献记载的舞人，多是‘以事传人 ’，主要是在‘政治倾轧 ’之事中附带记载了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颇具舞艺姿色的美人（‘以舞饰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颇具特色的‘美色观’）;在为数不多的‘以人传舞’的记载中，其人也是在‘表演中心论’野视中的，多是‘娉婷似不任罗绮’的媚态而少有‘修仪操以显志’的境界。因此，在当代舞蹈史研究中提倡‘以人传舞’，一方面是提倡对‘舞蹈本事’的关注，另一方面还要从‘表演中心论’转向‘编导中心论’ ――也即对舞人‘显志’的关注”。
思考》，其中写道： “‘以人传舞’作为当代
九、精神植被、文化围城与优质基因
资先生自开拓性地建立起《舞蹈生态学》学科后，就把研究“自然传衍”出来的舞蹈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为此她也成为最优秀的舞蹈“非遗”保护学者。她留下了一篇深邃而缜密的“思想札记”，题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舞思》），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比如资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植被”，我们可以从中寻觅到人类原始自然特性积淀、进化的印记。比如资先生对当前“非遗保护”所做“文化围城”形势下的思考，强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具有优化人类文化生态的根本意义。又比如资先生关于“优质基因”及“非遗保护”方法论的思考，强调不可能全部保护纷繁复杂的文化遗存，而“优质基因”的确认、提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特别认同资先生所说要关注“非遗保护”的价值判定，如她所说：“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程中，不可能留住所有文化遗产。消失、濒危现象及现时的遗存是社会发展中各种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自然的（合理的）优存劣汰，也包括人为破坏。在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的形势下，要格外关注对人为破坏的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现时的文化遗存都有珍贵价值，也不是越原始、蛮荒、奇异的品种越有价值。否则，文化遗产保护会引发‘遗产爆炸’。在具体工作中更不能把它当作另一类‘形象工程 ’运作”这里也强烈地洋溢着资先生“讲真话”的精神。
十、从“舞蹈点燃心灵”到“执著并担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