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老名俊卿，字仓石，号缶庐，又号苦铁，晚岁始更名昌硕。浙江安吉县人， 生于清咸丰甲辰年。在太平天国时，全家离乡，据云其母及妻均死于乱离之中。壮岁进学之后，至苏州做盐大使小官，曾任安东知县，只一月即免职。甲午之后，吴大革职回吴门，昌老即在其家作清客，时昌老刻印已自成一家面目矣（他早年刻印专学吴让之，开始亦为西泠奚、黄一路入手，篆书学杨沂孙，行楷学黄小松，醇雅异常，与晚年之剑拔弩张迥乎不同也）。昌老性喜以刀乱刻，斋书室中红木紫檀几桌上刻遍了石鼓文，故为斋所不乐，未久即去大通做朱子涵盐署中幕僚矣。渠主吴家时，仅命其刻“二十八将军印斋”一印，昌老刻边款只“俊卿制”三字，但此印之佳为其生平所仅见之作，殆所谓显显本领邪？
据闻昌老少时，深受杨见山（岘）之指授与提挈，故虽至晚年，犹复誉之不置。入民国后，以王一亭（日本人所设洋行之买办，商人而兼画家者）努力向日人介绍作书、作画、刻印，声名之盛，一时无两。而其见人谦谦然一似平日，毫无自高自大之态，尤足令人钦佩。
余于二十岁（甲子）与况氏订婚后，即由先外舅蕙风先生率领时诣缶庐进谒，其时渠已八十一岁矣。余正在学习篆刻，初从叔师只半年，自知太幼稚，因先君见谕云：先四伯父昔年亦为苏州小官，与昌老至好，且订金兰为盟，故余以所作印存汇订一册，恭敬呈求匡谬。乃渠一手接了印册，只见封面，未阅内容， 即连连说道：“好极了，好极了，佩服佩服。”余对之深为不满。第二次又诣缶庐， 携了当年四伯父求他与蒲作英合作兰石折扇一柄，巧的是题款为蒲氏所书，昌老只钤一章。余以扇呈阅，他看后又大赞不已。余笑谓之曰：“老伯也画的呀。” 他只笑笑说：“啊，不记得了。”余又指先四伯父渔门上款，询之曰：“这是我四伯父，还记得否？ ”昌老乃改容相对，复取余所刻印拓细阅，阅后仍叫我“巨翁”：你刻的印，道路走对的，初学极应该专攻汉印工正一派，我早年也是从工稳浙派入手的，三十以后方才敢自行改样子，现在外面的少年一开始即摹仿我的一路，不从根本着手，完全变成了‘牛鬼蛇神’（这四个字，余在二十岁时即有深刻体会了）。巨翁，你千万不要学我啊。”又对我说：“刻印与写字写画不同，是等于唱花旦。”说后，又看看余只二十岁，似悔失言，又补充说：“巨翁巨翁，你不可误会，我是比喻，刻印要靠目力腕力，卖一个年轻，老了就退化了，五十五岁之后，是一个关，我过了这关，即日渐退步，六十五以后，大部为徐星州等学生代笔了，现在我书画上所钤诸印，已一蚀再蚀，都已为儿子学生等加深摹刻的了。”其时余又请求刀法，有无多式多样，是否握刀必须似握笔，刻石似作书？昌老云：“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没有的。”余更求渠以如何奏刀方式见教，他遂立即出一石，刻了数刀，并刻了“缶老”边款二字。余视之与叔师无异，也是横执刀，刻时从右而左的。他是晚虽“巨翁”不绝于口，但所说、所示范，无一不诚恳异常，弥可感也。
昌老人极矮小，至死八十四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有 “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细声谈论老人贪吃零食等等，渠必声辩不认多吃。故有人云他的聋是做作云云。朱丈与之为湖州同乡，故交谊与之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必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患胃痛，所以丈特集成语一联赠之曰：“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岁乙丑，沪上一小报，名曰《大报》，主人为清末癸卯举人步林屋（名翔，河南人，袁世凯之秘书），凡上海唱旦女伶、北京来申之青年男女伶人，无一不拜之为寄父。余其时常至其报室请益，故凡属名女伶几无一不相熟者，都为步君所介也。昌老听京剧，因之与步君成至好。先外舅与朱丈，亦因步作诗甚佳，所以时时会晤。其时大世界大剧场有小女伶名潘雪艳者，面貌娟秀，一无伶人习气， 吴、况、朱三公群相赞美，步君遂提议拜三公为寄父，三公一致同意。乃由步君设席于先外舅家中，宾朋满座，朱丈端肃如恒，昌老与先外舅，欣乐高兴，一洗平日道貌岸然之态矣。昌老在家已预制七古一首纪此盛况，惜未抄存，久已忘了， 仅忆及最后一句云：“向隅剩有刘大麻。”盖是日有刘山农（当时书家）在座，未得为寄父之一，故昌老以此红之耳。是夕先外舅在席上撰联二幅，一交昌老，一付丈，嘱分别书之，以作见面之礼。先外舅又特提出求昌老需作行草书之。殊不知昌老生平从不作行书联者，故第三日写就送来仍为篆书，先外舅竟大怒，认为昌老违背其意，失了面子，谓丈及余云：“昌硕倚老卖老，丢我脸，我与之从此死不见面矣。”丈以谓一时意见，日后当可忘之，故一笑置之。孰料先外舅遂绝迹不至吴家了。后丈与余谈及此时，为之长叹不已。隔三年，昌老亦逝世矣。昌老至死时，尚未知先外舅已与之绝交了。
昌老在七十前，曾纳一妾，未二年，即跟人不别而行，昌老念念不已，后自作解嘲，笑谓先外舅曰：“吾情深，她一往。”殊觉风趣也。昌老昔年所云刻印五十五至六十是一个关，余初不信其说，洎乎今日，深有此体会。老人之言，不吾欺也。
又，昌老涵养功夫之深，为任何人所不及。据先外舅告余云：某日有一估人出示一幅渠落款所画之花卉，其实乃赝品也，最可笑款书为“安杏吴昌硕”。乃昌老一经展视，即说：“是我画的。”估人满意而去后，在座某君问之曰：“昌老， ‘安吉’写成‘安杏’，难道是真的？ ”昌老笑笑云我老了，笔误也。”某君行后，昌老谓先外舅云：“我也明知其伪，但估人恃贩卖为生，如说穿了，使他蚀本了，认承真的，使他可以脱手，赚几元钞票养家活口。我外间假书画何止这一幅，多这一张，于我无损，于他有益，何乐不为邪？ ”此事在任何人当之，必无此宽容也。
昌老只擅仿李复堂、赵叔一路花卉，山水非其所长，凡有人强求者，辄嘱吴待秋代笔交卷了。丁卯年逝世前，商君笙伯（言志）自绍兴家乡携来名产麻酥糖十包赠之。其子东迈仅予以一包，其余全藏去，不料被老人所看到了。入夜又私自起床，取食二包，竟梗在胃中，无法消化，遂致不起。老人好吃，殆成常例，赵叔师晚年因在婿家，连食四喜肉多块，以致成肺炎而死，真无独有偶也。
昌老擅作诗，惜所学者，为清代名家钱石一路耳。渠写成后，晚年必求先外舅指正，上款总是称吾师，内弟处所藏至多也。